“雙支柱”框架+協調監管 應對潛在上升金融風險

　　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

　　2017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近日在北京舉行，與會專家及“一行三會”高層均表示，需警惕后危機時代潛在上升的金融風險，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同時推進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警惕金融風險上升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中，將防控金融風險放在了金融改革工作的首要位置，并著重指出不良資產、債券違約、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這四個領域的潛在風險。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黃益平在24日的發言中指出，“全球危機過去九年，甚至快十年了，回頭來看各國對貨幣政策依賴這么長的時間，一個必然面對的問題就是，經濟結構的調整非常不到位。”黃益平指出，下一輪金融風險有潛在上升的可能性。

　　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特朗普的政策。近期他所推動的經濟政策，包括減稅、增加投資、金融監管放開尤其是包括一系列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受到了美國企業界和華爾街的歡迎。

　　“因為這些看起來是優先對企業、對經濟活動可能有好處的。但是從宏觀角度而言，這些政策有很多的潛在矛盾。”黃益平稱，特朗普的政策可能會加劇原來危機以前很多學者擔心的經濟失衡問題，有可能導致風險加快積累。同時，歐洲的“黑天鵝”，包括英國脫歐等民粹主義的現象比較嚴重。此外，中國也有自身的金融風險值得關注。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研究室副主任殷劍鋒指出，2009年之后中國金融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就是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一方面表現在，保險、信托、券商等非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是非金融債券市場擴容，其中增速最快的是地方融資平臺。

　　這兩類的快速崛起都表現為對銀行業構成了沖擊，并進一步對貨幣政策構成影響。首先是貨幣總量和信用總量的分離。整個實體經濟獲得的信用總量由四個部分構成：信貸、非金融債券、中國版本的影子銀行(包括信托、保險的債券投資計劃、線上通道業務等)、銀行資產負債表上不被統計為信貸的信用創造活動。這四塊構成的信用總量從2010年之后就脫離了M2(廣義信貸)，目前其總量相當于M2的1.2倍，意味著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效率已經大減了。

　　“2016年為什么房價會上漲？房價上漲有1萬個理由，但是沒有錢，它永遠漲不起來。去年房價上漲就與非信貸信用擴張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殷劍鋒指出。

　　第二個影響是貨幣結構，這是傳統的以貨幣供應量為目標的貨幣政策效率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三個影響就是形成了兩套利率體系。

　　“整個非銀行金融部門的崛起，它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自然的結果，只不過它崛起的速度非常快。其中一個原因是2010年前后貨幣政策前松后緊的變化，另外一個原因是金融創新。”殷劍鋒認為。

　　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雙支柱框架

　　如何應對潛在上升的金融風險？在嘉賓建言獻策中，宏觀審慎監管體系是一個重要的構成。

　　黃益平給出了兩條主要的應對策略：第一就是強化市場紀律，真正讓市場機制來確定資源的配置。“過去為什么我們有很多金融風險，但是沒爆發出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給很多企業、機構和產品兜底，但可以兜一段時間不可能長久兜下去，目前我們的政策空間在收縮，意味著未來將會越來越難。”第二個就是改善監管尤其是宏觀審慎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

　　殷劍鋒提出，對金融創新有兩種監管思路：一種是簡單的禁止，比如美國1933年銀行法禁止銀行從事證券業，再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后的沃爾克規則禁止銀行從事自營交易，這類簡單禁止的做法從長期來看會影響效率，適當的做法應該是推動監管改革。非銀行金融機構之所以要推動金融創新，是因為現有的存貸款業務中存在很多管制，基準利率是管制的，還有高達20%的存款準備金率。所以需要改革現有的監管體制，建立央行牽頭的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目前央行的宏觀審慎管理已經在往這個方向發展，只不過太復雜了。

　　央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中國央行明確提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積極探索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的協調配合。

　　國際清算銀行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觀審慎的理念。陳雨露指出，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央行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和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并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政策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他介紹稱，目前，中央銀行宏觀審慎政策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兩大分支。一是從系統性金融風險形成機理的視角，將“外部性”作為切入點來構建宏觀審慎政策的理論框架；二是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以及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同時，宏觀審慎政策的實踐發展非常快，基本形成了包含目標、評估、工具、政策實施與傳導、治理架構等在內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

　　央行也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國國情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2004年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制度，分類開展信貸政策，這都體現了宏觀審慎政策的思想。2009年開始系統研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2011年引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制度，并在2015年將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當年又將外匯流動性和跨境資金流動納入了宏觀審慎管理范疇。

　　陳雨露表示，在明確探索建立“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框架的同時，今后，還要在借鑒國際經驗基礎上，統籌做好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綜合信息統計的管理工作，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推進金融協調監管

　　實際上，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就已經提出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去年下半年以來，不論是來自監管層的表態，還是在一些實際的金融監管工作以及監管規則的制定中，協調監管已經呼之欲出。24日，來自“三會”的主要負責人亦都對協調監管有所表態。

　　“證監會不僅會一如既往地，而且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珍惜央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并以此促進中國資本市場持續穩健發展。”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發言中指出。回顧歷次國際金融危機，他有兩點感悟：一是資本市場的穩定是金融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二是資本市場的穩健運行是貨幣政策信號有效傳導的重要基礎。

　　“當今世界金融體系處于不確定性、不穩定性和復雜性‘三性’交織狀態，我們應繼續加強貨幣政策信號對資本市場體系的影響和關系方面的研究。”劉士余指出。

　　在他看來，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下，中國必須加快發展資本市場。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資本市場前景廣闊，對此有自信、有把握，更要有擔當；第二，資本市場穩定是金融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證監會也將配合央行做好相應的金融穩定工作；第三，資本市場對央行貨幣政策信號的反應應當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靈敏和及時，應當利用有效的貨幣政策時間窗口，不失時機地深化資本市場改革，不失時機地向貨幣政策借勢借力，促進資本市場發展。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則更加強調金融監管的協調配合機制，以消除監管真空和監管空白。

　　王兆星表示，首先要加強和補齊金融監管制度和規則的短板，填補金融規則、制度、標準的空白，使所有的金融活動、金融風險都在金融規則和制度的監管范圍內。

　　其次，銀監會要加強和保監會、證監會以及人民銀行的溝通和協調，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推動信息有效共享，消除監管真空和監管空白。

　　再次，要確保金融機構的創新風險可控，對所有金融活動過程當中的風險及時識別、及時判斷、及時評估、及時控制和有效防范。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機構的風險防控體系、機制、手段、工具。金融機構從董事會到管理層都必須要對金融風險有效識別和管控。

　　保監會副主席梁濤指出，在今后一段時期，中國保險業發展需要把握好四個方面，其中，“從監管角度來看，需要在政策引導上下功夫，在規則上補短板，在政策上出重拳，更加強調穿透式監管，切實發揮好金融監管的防線作用。”

　　轉自：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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