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鄉的記憶—— 一位老新聞工作者的自述

家鄉對我來說，是終身難忘的地方。每當廣播中電視里有人演唱“誰不說俺家鄉好” 這首歌的時候，我的思緒就會“遠走高飛”，不一會，便到達了生我養我的家鄉——江蘇省南京市六合區新集鎮朱營村陳莊組。

在這里，我站在寬敞的環河瀝青觀光公路上，呼吸著新鮮空氣，舉目遠眺，兩座從連云港市架設過來的多條高壓輸電線路顯示，這里的一切都處在一派繁忙景象之中；再環顧四周，一邊是清清流淌的滁河水，一邊是南京六合人工水面養殖示范基地，兩邊水面上都漂浮著一陣陣飛來飛去的野水鴨、白天鵝、鴛鴦鳥，他們共同描繪的是一幅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壯美藍圖……看著這些改革開放農村帶來的新氣象新變化，我的心情真的有些陶醉了。我在反問自己：若大個世界，為什么偏偏要對這個地方情有獨鐘呢？也許，這就是人的一種本性，一種本能的反應，一種人皆有之的歸宿感！不論家鄉過去是窮是富，也不論家鄉現在是如何步入新時代的，我對家鄉的思念是厚愛有加的，是至死不移的。

1991年2月，王光英、王光美在北京師范大學接受李德金（左一）采訪

采訪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

李德金（后排右一）采訪“兩會”港澳委員座談會

兒時家鄉給我留下的美好記憶像“人之初，性本善”一樣，是帶有傳承性的。我不管走到哪里，走多遠，對家鄉的一草一木是記憶猶新的，尤其是在工作、生活上遇到不便的時候，這種記憶會像電影膠片一樣，在我腦海中反復出現，他在鼓舞我激勵我去戰勝一切“艱難險阻”，去擁抱新的人生。這種來自家鄉的“力量”，可以說是“克敵制勝”的法寶，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曾記否，在遙遠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是靠胡蘿卜獲得新生的。從那時起，我就對家鄉產生了一種感恩之情。因為當年，如果沒有家鄉的沙土地，適宜種胡蘿卜的傳統習慣，我可能早就到西天“取經”去了。也許，正因為如此，我對家鄉的記憶才越來越深刻。在十年“文革”中，我茁壯成長，從一個初中生變成了高中生，又回鄉務農幾年，用兩個肩膀與農民兄弟一起挑出兩條新河——三岔灣河與程橋河，為家鄉興修水利參與開鑿了一條小河，架起了一座電灌系統……正當我要立志務農的關鍵時刻，大學開始招生了，又勾起我讀書的欲望。1975年10月，經過推薦加考試，我從原新集公社2000多名報考者中獲勝，成為原全六合縣兩名上大學名額中的一員。當時，前來接收學生的上海招生辦老師在面試中問我：上海有兩所高校一個是復旦大學，一個是海運學院，您希望上哪一所學校？我說老師您定！結果很快我就被復旦大學中文系文學評論專業錄取了。在上海3年，我總是以家鄉那種吃苦耐勞精神為傲，并以這種精神順利完成了大學學業，實現了在家鄉早有的夢想——如果能夠上大學就好了；上了大學，又再想，如果能夠到首都北京工作就好了，如果能夠當上一名人民日報記者那就更好了！結果，是老天作美，我的夢想都一一變成現實。1978年6月，我被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在人民日報群眾工作部干了1年，我又加入到了中央國家機關援藏干部的行列。記得那是1979年6月，我和群工部闕邦火、程先妮夫婦從北京站乘火車到甘肅柳源站下車，與兄弟單位援藏干部會合，一起參觀了“月牙泉”、敦煌石窟等名勝古跡。隨后，我們便乘坐著一輛輛公共汽車，踏上了援藏之路——翻過海拔5000多米高的唐古拉山，跨過“死亡之地”沱沱河（因為此處地勢險峻海拔高，又氣候多變，常有人在這兒體力不支而患上感冒，由于離前方接待站很遠，患者不可能得到及時救治，就會迅速由肺炎轉為肺氣腫……還有人到達此處會假死，據說，有一天，一個新兵在此處因假死是改乘飛機入藏的），汽車行駛的路，由于正在改建，到處泥濘不堪，到處坑坑洼洼，落差很大。汽車在艱難前進中，一時被高高拋起，一時又被重重摔下，左右搖幌、上下顛簸，使我這個最年輕坐在最后一排座上的人，頭腳好像兩不著地，五臟六腑被顛得快要崩出來似的。一路上，行駛的汽車車輪有時掉入沿途泥濘的車轍里爬不上來，還要人下來推；一路上，映入眼簾的是，一輛輛大卡車一個又一個小汽車，不是摔在茫茫戈壁之中的鹽堿公路（路面瀝青被陽光曝曬容易崩裂也容易被滾滾沙塵暴掩埋）旁，就是迭落到彎道拐過來拐過去的深山峪谷里；一路上，不知道汽車拐了多少彎，翻越了多少高山峻嶺，好在經過6天的日夜兼程，在幾個簡易通鋪接待站的支持下，我們終于到達了目的地——拉薩西藏日報社。現在回想起這些，真是有點觸目驚心，后怕不已。不過，當年，對我這個剛進城的農村青年來說，什么都感到新鮮，有一股敢想敢試敢做的拚博勁頭。在西藏日報社，闕邦火被分配到漢文版的農村組工作，我被分配到漢文版的政法組工作，與后來被調入人民日報社工作的盧小飛是同事。在西藏3年，我結識了原人民日報社援藏干部——西藏日報社的周美生、畢月華、杜淑穎夫婦以及后來進入人民日報社工作的吳長生同志。他們有的已援藏20年左右，為我做出了學習的榜樣。因此，在西藏日報社，我與藏族同胞和睦相處，克服了高原反應——每天雖然頭重腳輕，氣喘吁吁，心跳加速，肺呼量增大，但仍堅持像老援藏干部學習，像藏族同胞看齊，盡量擺脫高原缺氧造成的重重困難，努力改變自已，沒多久，就適應了高原“吃辣子”、喝酥油茶、住低矮土坯房的生活習慣，也適應了高原騎自行車采訪的工作方式。在拉薩，我采訪過藏族帶領農民致富的老阿媽，她相當樸實熱情，見我是漢族人，一邊接受采訪，一邊開罐頭肉，一邊做米飯，一邊趕制酥油茶；在林芝地區，我采訪過北京援藏教師，他帶我認識了因產麝香而成為國家保護動物的香獐子以及藏羚羊；在藏北羊八井，為采訪地熱建設成就，我和老同事一塊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近一周，領略了美麗的高原雪景風光；在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我采訪過自治區原副主席天寶……通過這些采訪活動和所見所聞，使我深深感到“藏漢一家親，誰也離不開誰”這句話，應該成為加強民族團結的至理名言，成為一條顛覆不破的生活真理！我記得，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胡躍邦視察西藏后，提出從西藏調回一批援藏干部的時候，藏族同胞依依不舍，有很多人拉著援藏干部的手痛哭流渧，這里面有些屬于感情的成份，但更多的是工作上的難舍難分，尤其是在技術層面更是這樣。當然，在西藏日報社漢文版，我這個初出茅廬的大學生，干編輯記者這一行，成天與藏族同胞打交道，也離不開像藏族同胞學習取經，離不開像身邊援藏幾十年的老同事學習，是他們那種堅持不懈、持之以恒的援藏精神和我的農村吃苦耐勞精神一起，成就了我的援藏理想，使我有機會認識了世界屋脊這片神奇的土地，與藏族同胞結成一片，使西藏拉薩繼北京之后成為我的第三故鄉。

1999年3月，在“兩會”期間，李德金與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合影

李德金（右二）與人民日報“兩會”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前合影留念

李德金（左一）與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何魯麗在“兩會”上合影

原來，我這個擁有農村“哪里黃土不埋人”倔脾氣的人，是準備在西藏干一輩子工作的。不料，1981年，援藏形勢發生了變化，我又響應中央號召，同周美生等一樣，先后被調回人民日報社工作。1985年，人民日報海外版創刊，我到政法部任編輯記者。由于海外版人員編制少，很長一段時間實行的是編采合一工作流程，再加上政法版是新聞版，要值夜班，一般情況下，每天值夜班的是一個主編帶一個編輯上。而我在值夜班的時候，因主編在忙于編社外雜志，所以基本上是我一個人編稿、送車間打字、畫版樣、出相紙、貼版樣、復印出樣送值夜班主編和總編審改、改樣送車間改后再出相紙貼版復印出樣、再送審后如沒有大改動即可簽字付印或改后付印。前后從晚上8時上夜班，通常要到第二天凌晨兩三點才下班。有時，從位于朝陽區小莊的報社回宣武區虎坊橋家的路上，困得累得真想放倒手中的自行車，在路邊睡一覺再回家。即使是這般模樣的我，進家躺一會，送完孩子上托兒所，又騎著自行車前往所負責聯系報道的單位——或全國人大或全國政協或中共中央統戰部或各民主黨派中央或全國工商聯或國家民委或公安部或民政部或中國殘聯或全國婦聯或國家知識產權局采訪去了。每年撰寫消息、通訊、特寫、專訪、深度報道等約10萬字，有不少新聞作品先后獲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民政部、國家民委、國家知識產權局好新聞獎。在人民日報首次開展的好新聞評選中，我也有一篇榜上有名，并連續兩年被評為人民日報社先進工作者。在中國殘聯、中國記協組織的首屆奮發文明進步新聞獎評選時，我還獲得了一座“維納斯雕像金獎”。除此之外，在海外版值夜班近20年里，我曾隨遠望號測量船赴南太平洋測量衛星發射，往返航海半個月，在無邊無際的大海中，萬噸巨輪就像一葉扁舟，一陣陣巨浪襲來，撲天蓋地，好像要吞噬整個船，在返航時，遠望號的部分設備已經受損，但仍順利回到出發地江陰，至此，我也圓滿成了這次報道任務；我曾參加中宣部、中國記協等單位共同組織的以“了觧國情體驗生活”為目的中央新聞單位百名名編輯名記者江西老區行活動，在一周時間里，除了參觀瞻仰井岡山、瑞金多處革命遺址外，還到贛州市猶江林場與務林人同吃同住同勞動了兩天，寫了“記者感言”《老區河山壯哉美哉》等六七篇文章和自拍的多幅圖片分別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人民網、中國記協網刊登，并被多家網站轉載，為新聞戰線開展“三項學習教育”活動增添了新鮮內容；我曾兩度被國務院610辦公室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抽調去撰寫有關文章和有關文件，工作結束時，對方都致信人民日報社表示感謝并對我個人工作給予表揚；我曾響應中央號召，積極投身到新聞媒體開展的“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 活動中去，在中國四大產棉區之一——河北省邢臺市威縣采訪了棉花套種土豆、辣椒實施科學種田為棉農增產增收的新方法新經驗，文章《冀南棉海地生銀》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一版《記者走基層》專欄刊出后，受到廣大棉農的稱贊；我曾多次參加人民日報社組織的全國“兩會”報道工作，寫過不少有份量有影響的宣傳報道稿件，與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結下了深厚友誼。由于我是全國“兩會”的“老運動員”，還與中央電視臺一起主持過現場采訪節目，參加過不少“兩會”記者會，也提問過一些問題。在平時采訪報道中，我多次采訪過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新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全國政協的副主席。其中，也包括香港的霍英東先生、澳門的馬萬祺先生。有一年，民進中央在香山飯店召開主席擴大會議，只邀請我一個記者參會開展宣傳報道工作，中午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雷潔瓊一塊共進午餐，我感到十分榮幸，這是我多年積極從事民主黨派宣傳報道工作，與民主黨派成為好朋友帶來的結果，也是人民日報及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光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殘聯組織召開了一次小型殘疾人座談會，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與殘疾人親切交談，發表了重要講話。我作為一名記者有機會參加了這次報道工作。在以前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召開的常委會議期間，我經常聆聽到李鵬委員長、朱镕基總理、李瑞環主席所作的精彩報告和講話。這些領導人都非常平易近人。有一次，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中小休的時候，李鵬委員長與朱镕基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樓道交談，我有事剛好從他們身邊走過，但他們仍然面帶笑容談論著他們感興趣的話題。還有一次，我從人民大會堂參加完會議要乘電梯下樓，一按電梯按鈕門開了，里面恰巧是原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和他的秘書，我立即收回邁出要上電梯的腳，李嵐清和他的秘書馬上示意叫我上電梯。通過這兩件事，使我體會到中國領導人深受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是靠領導魅力、工作魅力、人格魅力而贏得的。在全國政協成立45周年之際，李瑞環主席為此舉行了一次小型慶祝招待會，我和新華社記者應邀出席。在席間，我向李瑞環主席敬酒熱烈祝賀全國政協成立45周年，李主席欣然站起身來舉杯表示歡迎和致謝！

圖為在全國政協成立45周年之際李德金（右一）向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左一）敬酒表示祝賀！

全國政協副主席馬萬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欣然為九界全國政協二次會議開幕題詩祝賀

2015年3月，在退休3周年之際，我在生我養我的第一故鄉回憶從事新聞工作30幾年的不平凡經歷，在人民日報這塊大牌子的呵護下，一定會涌現出許多精彩的瞬間，但也會遇到不少驚險的瞬間。1989年初夏，我騎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去采訪，行至報社西門對面公路左拐處不遠的地方，被一輛從這個方向突然高速竄出的小轎車撞出13.5米，這是車禍發生時報社保衛處派人去事故現場丈量的結果。當時肇事司機在場，他看見我撞碎車前擋風玻璃又被拋出去很遠，認為我一定死了，嚇得直打哆嗦。而我呢，在拋出一剎那間，在腦海里閃過的念頭也是這次完了。確實，當我矗立落地后又蹲下的當兒，我已完全失去了知覺，慶幸的是，不一會兒，我又恢復了知覺并站起身來，只見司機一邊從上衣口袋掏出駕駛本給我看，一邊說責任全在他，事故是由他高速急拐彎（當時給我留下的印象大約時速有八九十邁）又有景觀松樹障眼造成的，表示要負全責。后來，他看我被撞得這么嚴重，不但未死好像身體也沒有什么大礙，又找人出來說情要求私了，結果是因肇事者耍無賴而使事故處理不了了之。其實，我那次大難不死，多虧的是我騎的28自行車“人高馬大”，為我擋了車輪并把我挑起撞碎汽車擋風玻璃后再拋出去的，如果那次沒有自行車擋一關，當時我肯定必死無疑。在北京，這是我發生的一次性命攸關的大事故。在外地，我也同樣遇到過多次要命的大事故。一次是赴重慶錢江地區采訪，晚上小轎車行駛到一條左邊是陡峭深塘的公路上突然右邊前輪飛出去了，小轎車依靠三個輪子迭迭撞撞跑了幾米遠，倒在了公路右邊，如果往左邊倒，就會掉進不知有多深的塘里，不摔死也會被淹死；一次是在一個叫“鬼門關”的鄉村公路上，司機不小心，把前面一個車輪子掉進路中間的深土坑里，由于速度較快，車馬上急拐掉頭處于側翻又不倒之中，待驚險一幕過后，它又很快正過身來停在公路上。當時站在一旁的農民看到這一切，深有感觸地對我們說，以前經常有人到這兒一出事故，就是車毀人亡，而你們是個例外，應該是祖上積德多了吧！還有兩次是乘飛機遇到有驚無險。一次是飛機降落時輪子放不下來，在空中忙乎半天才降落；另一次是飛機降落太快，后部輪子差點刮在機場護欄上，是駕駛員反應快及時拉高才避免一場重大事故的發生。

憶往昔，還看今朝。現在，我已經退休了，有時間在家鄉憶憶往事，對比對比得失，以求心里的平衡，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我想，這就是我提筆寫這篇小文的初衷！但愿家鄉的記憶常憶常新，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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