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機遇新天地 新常態是經濟發展戰略新起點


    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作者:宋斌斌 陳祎淼    時間:2015-03-12





      編者按: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科學判斷,對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黨中央從戰略的高度,直面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及時準確地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戰略判斷,這是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新特征的科學概括,也是未來我國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戰略起點。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而是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新機遇、新天地。

      3月6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召開記者會,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陳錫文、林毅夫、楊凱生、常振明、賈康圍繞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聚焦創新創業、增速換擋、國企改革、財稅改革等關鍵詞,與媒體記者分享了各自的觀點。

    厲以寧委員:創新創業將成經濟增長新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學部主任厲以寧認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實際上包含三項內容:一是增長速度從過去的高速增長逐步走向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調整,新常態是一個結構調整之后的經濟,很多產業需要不斷升級;三要尋找新的動力。今后我國經濟增長要靠廣大人民的創新精神、創業活動,而過去依靠數量規模擴大和投資驅動的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常態。

      談及中國正在推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厲以寧表示,借鑒上海自貿區的經驗,其關鍵是制度創新,進而形成一批可以復制和推廣的模式。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在推進過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貿易和投資并重。不是單純地為了貿易,也不是單純地為了投資,而是適合投資的就投資,適合開展貿易的就開展貿易。第二,中國應該發揮自己的作用。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做好基礎設施建設,將有利于整個路線的暢通。第三,中國要與沿線國家更好地合作,互相諒解,這是非常重要的。“過去我總以為連云港是通向中亞、東歐和西歐的最好路徑,但最近發現重慶也能發揮重要作用,因為它通過利用長江水道,使得成本大幅降低。”厲以寧說。

    陳錫文委員:轉方式加快建設現代農業

      推進農業現代化,改革是關鍵。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表示,今年農業農村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建設現代農業。

      陳錫文指出,當前的農業農村,盡管我們取得了“十一連增”的糧食產量,但是問題也不能忽視。最突出的就是三個問題:第一,農業的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第二,主要大宗農產品價格現在已經高于國際市場,這就構成了很大壓力。第三,長期以來,人多地少為了吃飽飯不得不追求糧食產量,對于農業資源給予了太大壓力,各種各樣的農產品對農村環境又造成了問題。解決這三個問題才能保持農業農村發展,所以必須要轉變農業發展方式。

      為實現這一目標任務,中央一號文件已做了整體部署,并特別強調要通過全面深化農村改革來給實現這些任務提供強大動力。政府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做好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審慎開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等改革試點。在改革中,要確保耕地數量不減少、質量不下降、農民利益有保障。

      對于在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背景下怎么加大對農業的投入的問題,陳錫文表示,支農資金只能增加,不能減少。除了財政投資之外,還要通過改革創新,還要通過科技創新,通過一系列的具體辦法來增加農民的增收。

      針對土地征收、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農村土地流轉等問題,陳錫文表示,中央已正式發布文件,在全國選擇33個縣級單位進行改革試點。這些改革試點要突破某些現行法律條款,國務院已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要求,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試點的需要,授權在這33個試點縣的范圍內,在一定時間內調整這些法律條款的執行。

      對于社會普遍關注的農村土地流轉問題,陳錫文表示,目前,有關部門在全國開展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工作,包括山東省、安徽省和四川省,這3個省是在全省開展試點,但各地都有比較大的積極性。

      “據了解,大概95%以上有農村的縣級單位都在開展試點,涉及3.4億畝的土地,已給農民頒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這種情況下,土地流轉也在加速。根據有關部門在2014年6月底統計,全國農村流轉的土地經營權總面積大概是3.8億畝,占到28.8%。把土地部分和全部流轉使用的農戶接近6000萬戶,占全部承包農戶總量的26%,這一進程正逐步向前推進。”陳錫文說。

    林毅夫委員:中國經濟仍有8%增長“潛力”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還有20年左右8%增長的潛力,但這種“潛力”不是說中國經濟會有20年8%的增長,“潛力”和實際增長是有差距的。

      談及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動力機制,林毅夫認為是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其基礎是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發達國家是這樣,發展中國家也是這樣。

      “我們知道,發達國家的技術、產業多在世界最前沿,因此他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自己發明,但發明成本非常高、風險非常大。”林毅夫表示,從過去100多年的經驗來看,發達國家依靠這個機制,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在2%~3%之間。與之類似,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要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但要依靠所謂的后發優勢。

      “如果發展中國家懂得利用這個后發優勢,其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比發達國家高二至三倍,就像我國改革開放以后連續30多年保持年均9.7%的增長速度,就是依靠這個機制。”林毅夫說。

      經過30多年發展,如今我國這一后發優勢還有多大?林毅夫認為,最主要的判斷標準就是我國和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差距還有多大。

      “衡量產業和技術的最好方式是比較人均收入水平,后者代表了一個國家和社會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林毅夫說。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按照購買力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相當于日本1951年和美國的差距,新加坡1967年和美國的差距,相當于中國臺灣1975年、韓國1977年和美國的差距,而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同樣的后發優勢,在同樣的水平之下實現了20年8%~9%的增長。

      談及我國經濟增長新的比較優勢,林毅夫列舉了五大領域:一是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裝備制造業,以及新的電子產業、材料產業、精密儀器等。二是包括互聯網、互聯網金融、電子商務、快遞業務在內的眾多新業態。三是綠色環保、新能源等新產業,而那些逐漸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力加工業也可以向微笑曲線兩端轉移。四是在“一帶一路”戰略下,我國對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投資將創造巨大市場需求。

      “在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有8%的增長潛力,達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設定的7%左右的增長是沒有問題的,而且相信我們能夠做得更好。”林毅夫直言。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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