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十三五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降到6.2%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目標任務的攻堅之年，同時又是研究和制定“十三五”規劃的起步之年，站在這樣一個繼往開來承上啟下的時間節點上，探討諸如怎樣認識中國經濟新常態，如何在新常態背景下謀劃中國經濟發展之路等問題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也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16日在京主辦了以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之路為主題的“2014中國經濟發展年會”。在會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蔡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就以上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十三五”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將降到6.2%

　　蔡昉表示，中國經濟增速有十幾個季度連續低于過去35年平均水平，雖然這不是新常態，但至少是一個常態的變化。他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平均潛在增長率逐年下降，但是可以通過改革創造新的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

　　經濟學家們對于未來10年乃至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是什么樣紛紛進行預測。有的經濟學家比較樂觀地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長期，也有經濟學家非常悲觀，按照他們的預測，中國經濟很快就會回到了3%左右的增長速度。

　　蔡昉用事實指出了這些觀點和方法存在的漏洞，他提出可以按照潛在增長率法測算中國經濟未來走勢。“也就是中國經濟有什么樣的潛在能力實現什么樣的增長。潛在增長能力是各種生產要素的供給能力，包括勞動力的充分供給程度、資本積累的程度、土地供應的程度、環境能夠容忍程度，以及生產率的提高潛力。”

　　他認為，按照這種方法，影響經濟發展的第一大要素是人口結構問題，也就是人口紅利。在2010年之前，中國人口的變化呈現的特征是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增長速度快于其他群體，“過去人們認為這是就業壓力，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他保證了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充分的供給為實現更高的儲蓄率，投入更多的資本創造了條件，因此潛在增長率是很快的。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在1995年到2010年這15年間是10.3%，和實際增長速度差不多。”

　　但是，2010年之后，中國的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到達了峰值、最高點，在這個峰值之后的2011年、2012年、2013年以及從今以后，勞動年齡人口是絕對的減少，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企業最切身的體會就是招工難、民工荒。“人口紅利消失，導致了勞動力供給不那么充分了。這個時候企業雖然可以用機器人去替代勞動力，但是成本非常高，沒有足夠能力的企業就會遇到報酬低減現象。同時，生產率的進步也就減慢了，我們測算‘十二五’時期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6%，2012年、2013年的經濟增長數據印證了這個測算是基本準確的。”

　　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是不是可以穩定在7.6%呢？蔡昉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說：“我們預測，到‘十三五’時期，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會進一步降到6.2%，這個預測充分考慮了中國的發展階段，以及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一特殊的國情。”蔡昉進一步指出經濟增速下降的原因是供給方因素造成的。“我們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已經很自然的減弱了，如果仍然以為是需求方的問題，繼續采取刺激需求的老辦法是沒有意義的。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經濟增長能力下降，他們一直以為是需求方的因素，因此，努力地從需求方去刺激，結果沒有產生任何效果。那日本過去20年是失去的20年。安倍政府如果繼續采取這種辦法，日本會失去第三個十年。”

　　蔡昉指出，雖然潛在增長率是不能被超越的，不應該用刺激需求的方法去超越目前的潛在增長率，但是也不是無能為力，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增加勞動力供給，增加資本積累，“這個辦法現在已經有了，那就是通過改革來激發經濟增長的活力，也就是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依靠改革紅利。”

　　蔡昉舉例說明，改革是如何實實在在帶來紅利，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根據統計，今天中國的城鎮化率是53%，這里面包括了農民工。但是，要知道，這些農民工是沒有戶籍的，真正具有城市戶口的人的比重只占全國人口的36%。36%到53%之間這十幾個百分點的差距就是那些進了城打工居住下來但是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

　　有人認為，農民工既然已經在城里工作了，改革戶籍制度和不改有什么差別嗎？蔡昉認為，差別還是存在的。“因為他們沒有城鎮戶口，就不會預期長期在城市待下去，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養老、沒有子女義務教育的充分保障，就不能預期長期在城市穩定的工作，因此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是不充分的。有的學者做了測算，大概農民工在城市平均滯留的年限只有9年，那從十幾歲的農民工開始到60歲退休這是幾十年的時間，但是在城鎮只有9年，就是因為戶籍制度問題制約了勞動力的供給，使得我們勞動力短缺。”

　　蔡昉強調，戶籍制度改革應圍繞著以農民工市民化推進新型城鎮化來展開，這樣可以直接帶來改革效應，叫作一石三鳥，立竿見影。第一，讓農民工在城市更穩定得到了社會的保障，可以保證一個更充分的勞動力供給，直接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第二，繼續保持農民工從農業生產率低的部門向城鎮生產率高的部門的轉型，這是生產率提高的源泉。第三，是和需求方有關系，因為農民工就業更充分了，社會保障更充分了，收入分配就會得到改善，而他們的消費是一個巨大的需求來源，因此可以提高需求因素中的消費因素，使宏觀經濟更加穩定。“因此，面對新常態我們要做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從人口紅利轉向改革紅利。”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侯云春：未來經濟增速合理水平是6%到7%

　　侯云春表示，中國經濟正處在進入新常態之前轉型換態的關鍵轉折期，經濟形勢既有明朗之處也有不明朗的地方。明朗之處在于人們都接受了中國經濟下行的判斷，而不明朗的地方是經濟下行將持續多長時間、下行到什么地方，還看不清楚。“根據我的研究，這個轉折期至少需要兩三年時間。就像從高速路轉入普通路一樣，不是一下子就能轉過來，需要有一個過程、一些條件。”

　　他認為，在這個轉型換態過程中，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同時也面臨著一系列嚴峻的挑戰，關鍵在于我們能不能搞好五個“能不能”。

　　第一個是經濟增速能不能穩住？需要注意兩方面問題。首先，一看速度慢了就坐不住了，想再來一次大規模經濟刺激措施，把經濟再重新拉到高增長軌道上去。“這個本事我們有，但是帶來的問題更多。”同時，也要防止經濟失血，一路下行，掉到很低。“過去幾年實踐證明，經濟減速的時候，企業利潤、財政收入下降的幅度更大。我感覺，中國經濟日子難過還不止明年、后年。所以，一方面要緊一緊褲腰帶，準備過幾年苦日子，同時我們要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該刺激的時候要適當刺激，使經濟能夠穩定在比較合理水平上。這個比較合理水平到底是多少？我看6%到7%應該是可以的。”

　　第二個是能不能管控好風險。現在經濟生活當中有很多風險，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等等。這些矛盾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被掩蓋了，某種程度上可能被消化了，但是經濟增速減緩的時候，這些矛盾就可能暴露出來。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采取各種措施，防止、管控好風險，防止風險由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風險演變為系統性的、全局性的風險，不要出大問題。

　　第三個是結構能不能調整，這是關鍵。這種調整實際上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把資源要素由效率低的領域、部門、行業和企業轉到效率比較高的行業里面，這樣就能使一部分落后的產能被淘汰，一部分失去競爭優勢的被破產、兼并、重組。當前中國的企業存在著優勢企業長不大做不強、劣勢企業死不了無法被淘汰的問題，所以要創造這樣一種經濟環境，使企業能夠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成功地進行優勝劣汰。

　　第四個是就業能不能增加？就業這幾年沒有大問題，但是沒有大問題不等于沒有問題。近幾年，我們擔心經濟危機期間出現的那種大量的農民工回鄉、工人下崗的情況沒有出現，這得益于很多方面。一個是我國勞動力的結構總量，供給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是供需基本平衡和結構性短缺并存。服務業這幾年的發展速度快于第二產業的制造業，而且從去年開始服務業的比重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在同樣數量的GDP的情況下，服務業可以比第二產業多增加30%左右的就業。但是，也并不是說我們的就業沒有問題。當前，依然存在隱性失業問題和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如果說過去在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大家加班加點，不尊重勞動法，這個節假日不讓休息，那趁我們結構調整的時候，認真的解決一下這個問題是應該的。當前也確實有一些企業開工不足，企業勞動工時得不到保證，這個既需要經濟增長速度，也需要在經濟結構的調整當中注意發展那些勞動力密集型的產業。

　　第五個是動力機制能不能轉換，這是最根本的。這種轉換歸根到底還是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全面深化改革，真正的轉變體制機制。也就是按照中央、國務院領導反復強調的那樣，要搞好三個清單。第一個是對政府的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違，職權法定，政府做什么都要有法律規章，閑不住的手不能到處干預。第二個是負面清單，這是對企業、公民、市場說的，法無禁止皆可為，要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第三個是責任清單，政府法定責任必須維護。

　　侯云春認為，只有這五個“能不能”解決好了，才能說中國經濟成功進入了新常態。“只要實現了低投入、中速度、高質量、好效益和優良環境生態這樣一個發展狀態，經濟不管是增長5%、6%還是7%，都是一個質量和效益比較高的狀況。”

　　轉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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