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正向溢出效應可觀

　　同一概念，不同內涵，反映出歐美和中國在經濟復蘇過程中的差異表現，但兩者都面臨增長動力轉換問題

　　張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太平洋資產管理公司提出“新常態”概念，指在危機后的3至5年內，全球經濟增速將大大低于危機前的經濟增速，政府將更多地干預經濟，出臺更多監管措施。近年來的世界經濟運行狀況表明，新常態概念大致符合危機后發達國家的經濟運行特征。

　　中國的“新常態”與此概念大不相同。從近年來中國政府對經濟形勢的研判和政策取向來看，中國經濟新常態包含以下幾層含義：中國經濟增速面臨階段性下降；政府不為保增長采取過度刺激政策措施；通過改革釋放經濟增長活力。

　　斯蒂芬·羅奇：中國和美國呈現出的經濟增長放緩完全不同。中國經濟減速，很大原因是一種自覺的經濟增長模式轉換，即從出口和投資拉動以及由制造業和建筑業支撐的超高速增長，轉向一種更多由消費和服務業引領的增長。

　　趙江林：歐美發達國家的新常態是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發達之后，未來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中國則是如何從中低收入水平向中高收入水平邁進的問題。2013年，發達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普遍在4萬到6萬美元之間，歐盟一些規模較小的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甚至超過10萬美元，而中國人均收入剛剛超過6000美元。在不同收入水平階段，未來經濟增長面臨的問題或挑戰也不盡相同。如果說中國面臨的是中等收入陷阱，那么發達國家則可能面臨“高收入陷阱”。

　　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兩者都面臨經濟增長的動力系統轉化問題，都需要進行經濟發展結構性調整，尋求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方式、新路徑。一方面，由于歐美等發達國家已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社會經濟結構穩定甚至固化，除非出現較大的結構性變化，否則經濟增長減速屬正常。同時，發達國家政策調整空間趨小，如高負債使其難有較大經濟調控作為。另一方面，中國依靠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的模式也已不可持續。

　　斯蒂芬·羅奇：相比之下，美國的經濟放緩更令人擔憂。目前是美國現代歷史上最為疲軟的一段時期，它反映的是美國遭遇大危機和2008年至2009年罕見的經濟嚴重衰退留下的后遺癥，這也是美國消費者陷入財務困境的自然結果。金融危機前，他們在房產和信貸兩大泡沫的支撐下，掀起了一股由債務支撐的消費狂潮，隨著兩大泡沫破滅，消費者被迫走上節儉道路。消費者去杠桿化的過程漫長，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會優先考慮必要的開支，盡可能壓縮可有可無的開銷——美國消費者正在遵從這樣的腳本行事。

　　張海冰：歐美經濟和中國經濟都面臨結構調整問題。對美國而言，是如何平衡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其關鍵在于奧巴馬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是否能改善國內的高失業問題；對歐洲而言，是處理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跛腳關系，其關鍵在于如何盡快幫助深陷債務危機的成員國走出泥潭；對中國而言，關鍵在于如何順利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轉型，以創新驅動發展。

　　歐美貨幣政策出現相左跡象，總體上對中國經濟影響不大，但中國需要為防范風險做好準備

　　斯蒂芬·羅奇：要正確看待美國經濟所謂的加速增長。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被向上修正至4.6%，這是在第一季度負增長2.1%之后出現的反彈。從上半年整體來看，美國經濟僅增長了1.25%。美國經濟的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與天氣有關。今年上半年美國疲軟的經濟增長，難以令人興奮。根據有關數據，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率約為3%，雖然相比上半年溫和反彈，但遠低于第二季度的增長步伐。

　　美國消費開支依然是經濟復蘇中的薄弱環節。就業的增長也一直低于預期水平，為美國經濟復蘇增添了新阻力。雖然9月的美國就業報告令人鼓舞，當月非農就業增長24.8萬，但仍不足以彌補此前數月的低迷。總之，美國仍深陷現代史上最差的就業周期之中。

　　約爾根·米歇爾：今年上半年，歐盟經濟復蘇步伐受阻。除了歐盟經濟自身存在的內部問題外，俄烏沖突惡化了歐盟經濟形勢。部分歐盟國家的內部結構改革正在進行，這將有助于提高這些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由于經濟改革導致的工資降低和裁員，短期內會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在法國、意大利等歐盟國家，相關改革至今尚未被觸及。此外，對公共和私人經濟領域的財政整頓仍在進行，部分邊緣國家的銀行業問題尚未解決。這些因素都會對經濟造成不利影響。歐元區是中國重要的出口市場，歐盟經濟需求疲軟會對中國的出口帶來負面影響。

　　在我看來，只要中國購買力強大的中產階層保持快速增長，中國經濟就會從投資導向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從目前的發展態勢看，中國的這一轉型過程正平穩進行，經濟出現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為了在中長期保持內需的廣泛增長，降低家庭存款儲蓄率將十分關鍵，而這又要求中國建立更加完善的失業和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內需的增長，中國服務消費所占的比重將升高，而商品消費的比重會相應下降。這將對歐洲尤其是德國經濟產生影響，因為目前德國出口到中國的主要是投資型產品。因此，未來歐盟向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放緩。

　　張斌：整體來看，歐美經濟未來增速都處于較低水平，但穩定程度較以前有所提高。美國經濟好轉，歷時5年多的量化寬松政策將全面退出，美國國內有不少分析認為，隨著經濟持續向好，美聯儲應比預期提前加息。歐元區經濟有繼續向下和通貨緊縮的風險，歐洲央行采取進一步的寬松貨幣政策措施。這兩種方向相反的貨幣政策取向，帶動美元相對歐元走強，而這種局面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當前國際經濟環境下，中國需要為個位數的出口增速、國外直接投資的下降和大規模國際資本流動沖擊做好準備。中國難以回到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發掘內需更加迫切。國外直接投資規模下降未必是壞事，外資質量才是關鍵。應對國際資本流動沖擊，關鍵是要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靈活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以及審慎的資本項目開放。

　　趙江林：歐美經濟增長面臨的風險主要在于能否順暢地完成結構性調整任務。如何避免“日本式”的衰落是歐洲面臨的主要挑戰。正如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指出的那樣，貨幣政策本身不會也不可能讓歐元區恢復可持續增長，勞動力市場和投資環境的改善、可持續的財政改革以及公共部門支出轉向基礎設施和教育領域的促增長投資，是歐洲現在必須關注的問題。歐盟提出2020年發展戰略，正在推動結構性調整。美國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后，經濟步入正常發展軌道，下一步的問題是如何鞏固復蘇成果。

　　從短期看，歐美兩大經濟體對中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貿易、投資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等領域。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傾向于有利方面，歐洲經濟則相反，但總體上對中國的影響都不大。盡管如此，在某些領域也可能出現結構性問題，如歐美實行背離的貨幣政策將會增大中國調控經濟的難度。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與歐美經濟的相互作用不可小視。由于我國是第一大出口國，一旦對方經濟增長下降，中國經濟就可能受損。而現在中國仍具有投資優勢，可對沖在貿易上受到的損失。

　　從長期看，按目前的經濟發展態勢，美國經濟有可能步入新一輪增長軌道，同時中美經濟關系也在發生變化，雙方有可能向更高層次的經濟關系邁進，從過去的非對稱關系向未來的對稱關系發展，相互依賴度加深。歐洲經濟有可能轉向對中國經濟依賴這種單向提升過程。

　　張海冰：就世界經濟未來發展而言，應重點關注兩方面：一、此輪世界經濟格局調整能否實現經濟實力和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之間的匹配，將直接影響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目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力量對比已發生變化，發展中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已經超過全球的一半，但二戰后建立起來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卻仍處于弱勢。二、新興產業的崛起和帶動作用是否強勁。每一輪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都伴隨著產業技術革命，但近年來的互聯網、生物科技、新能源等新興產業都沒能成功起到龍頭產業的作用，金融投機乘虛而入，金融產業脫離實體經濟，金融風險積聚并導致危機爆發。此外，就風險因素而言，需要重點關注地緣政治風險和地區性沖突升級，這些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很有可能成為危及世界經濟復蘇的最大風險來源。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全球產業分工和生產將以市場為核心驅動力，大數據分析引導下的個性化銷售模式也正逐步改變傳統的要素配置模式。未來30年的產業競爭將集中在市場信息引導下的產品快速配置能力的競爭。為了贏得競爭優勢，美國正在主導新的貿易投資規則構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這些規則環境的變化可能對中國經濟帶來很大影響。

　　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為世界提供全新的發展機遇

　　張斌：2008年以后，中國工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開始持續下降，標志著中國開始從工業主導的工業化社會向服務業主導的后工業社會過渡，這是走向更高收入水平和更高生活品質的必由之路。這個過程很艱難，不少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需要糾正此前工業化階段特有的趕超理念，向新階段的理念和標準靠攏。

　　順利完成這個過渡，對中國和世界經濟都有重大意義，將意味著更大的中國市場和更多的商業機會，更多的規模經濟和效率提升機會，更多的知識積累和科技創新。從中長期來看，世界各國都會從更富裕、更和諧的中國獲益。

　　斯蒂芬·羅奇：我相信，中國轉向更多由消費和服務業引領的經濟，不僅對自身非常有利，對亟須增長動力的世界其他地區，也是重大機遇。

　　對中國而言，這不僅是對外需減弱的新回應，而且是一劑更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藥方”。新的增長模式將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失衡狀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基本延續著10%左右的超高速增長。消費和服務引導的增長模式，能減緩資源能源過度消耗的壓力，進而減輕環境惡化和污染。中國中產階層消費群體的崛起和中國服務業發展所具備的基礎，這些對于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是重要的發展機遇。我在新書《不平衡：美國和中國的共同依賴》中估計，從現在到2025年，中國服務業可增長大約12萬億美元，其中大約4萬億至6萬億美元的服務業產值是可貿易的，對于發達國家的服務提供商來說，這相當于巨大的金礦。

　　趙江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除此之外，還將產生多方面的正向溢出效應，為世界提供全新的發展機會：第一，隨著中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對世界產品需求的能力將進一步提升，中國將真正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第二，牽引中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將發生變化，即從依靠投資和出口轉為依靠技術創新。為迅速完成工業化任務，同時解決環境、資源等現實問題，中國對世界技術的需求也將急劇上升，那些擁有技術資源的國家將通過對中國的技術出口而獲利。第三，通過投資、貸款、援助等方式擴大對周邊國家經濟增長的支持。去年，中國與東盟商定，今后8年中國—東盟雙向投資1500億美元，中國還將啟動新一批專項貸款，擴大與東盟間投資與產業合作等。這都將有助于發展和深化中國同周邊國家經貿關系，促進區內成員經濟的同步增長。第四，通過改善內部結構，中國將逐步增強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為世界經濟增長、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保駕護航。

　　張海冰：中國經濟能夠保持持續穩定增長，中國有能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發展積累，中國經濟總量和經濟競爭力都有了質的提升，為進一步的改革和轉型提供了相對堅實的“家底”；另一方面，中國目前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明顯加快，一些新的創新性舉措也正在顯現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比如上海自貿區建設、“一帶一路”戰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籌建等。中國目前推進的全方位改革正在塑造一個新的對外開放格局，將使中國經濟更深地融入世界經濟，中國將為世界帶來新的市場、新的發展機遇以及可以共同分享繁榮的發展經驗。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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