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新聞聯播》近日對于“新常態新征程”的系列報道，使得“新常態”這一經濟新名詞為廣大公眾耳熟能詳。那么什么是經濟“新常態”，它意味著什么，對于廣大投資者未來的投資決策又有何影響呢？本報記者為您做一個梳理。
[“新常態”背景研判] “三期疊加”下的中國經濟
要想弄清楚中國經濟“新常態”，就要先說“三期疊加”這個名詞。
“三期疊加”最早來自于新華社一篇關于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經濟工作的重要論述的文章，這篇文章中提及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經濟形勢做出了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
所謂“增長速度換擋期”，就是我國經濟已處于從高速換擋到中高速的發展時期；所謂“結構調整陣痛期”，就是說結構調整刻不容緩，不調就不能實現進一步的發展；所謂“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主要是指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初期，中國實施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現在這些政策還處于消化期。
基于上述判斷，文章進一步提出經濟增長的合理區間就是既不沖出“上限”，又不滑出“下限”。“上限”就是防止通貨膨脹，“下限”就是穩增長、保就業。
[“新常態”主要特征] 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
基于三期疊加的判斷，在5月11日，新華社稿件《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強調，深化改革發揮優勢創新思路統籌兼顧，確保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中第一次出現了“新常態”的描述。報道說，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將這一“新常態”概念結合此前的“三期疊加”，概括為“習近平常態”，即：一是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換擋； 二是結構調整的新常態，即從結構失衡到優化再平衡；三是宏觀政策的新常態，即保持政策定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從總量寬松、粗放刺激轉向總量穩定、結構優化。
隨后，《人民日報》 的一系列文章對“新常態”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分析。《人民日報》題為《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 評論員文章，更將“中高速、優結構、新動力、多挑戰”視作新常態下的主要特征，認為中國經濟必然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從結構不合理轉向結構優化，從要素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從隱含風險轉向面臨多種挑戰。
在同一篇文章中，“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國內生產總值比2010年翻一番，按這個目標算，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夠了”引起了經濟學界的廣泛重視，華泰證券首席分析師徐彪更認為：新常態=進入7.5%增速通道。在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核心就在于圍繞7.5%進行“區間調控”。
[“新常態”決策思路] 就業要比GDP增長更優先考慮
為什么7.5%還要加上“區間調控”，這就必須說到“新常態”下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中央領導人在決策時，最關心的是什么？
李克強今年6月曾對此有一個解答，他指出：中國今年確定了GDP增長7.5%左右、城鎮新增就業1000萬人以上、CPI漲幅3.5%左右等主要目標，只要有利于支撐比較充分的就業，經濟增長比7.5%高一點、低一點都是可以的。
顯然，在李克強看來，就業的優先級要比GDP的輕微下降更高。
而這一調控思路，近期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中國金融》上發表的一篇題為《新常態與宏觀調控模式》的文章，更是做了調控政策選擇上的進一步闡釋。
馬駿說，如果政府宏觀調控目標是保GDP，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即同樣的財政刺激資金帶來的GDP增長是投資于“鐵公基”，因為其投資的乘數效應遠大于1。相比來說，刺激消費的乘數效應一般小于1。但是，大量投資于“鐵公基”會加大杠桿率和潛伏在未來的金融風險。如果政府的調控目標是就業水平，那么應該用同樣的錢更多地去支持消費、中小企業、服務業。雖然這對GDP增長的提升不太明顯，但能創造更多的就業。
如果政府的調控目標是將失業率穩定在合理水平，那就不光要看刺激政策能提供多少新的就業，還同時要看勞動力供給的變化，如果勞動力供給增長減速，那么為了維持失業率所需要創造的就業就會更少一些。從中長期來看，我們的調控目標應該從保GDP增長逐步過渡到保證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即均衡失業率.
[“新常態”操作辦法] 調控從西醫式轉向中醫式
那么，在“新常態”經濟格局下，在7.5%的增速區間和關注就業的大背景下，未來宏觀調控會采取怎樣的辦法呢？
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管清友認為，可以形象地認為未來調控將從傳統“西醫式”轉向“中醫式”。
管清友指出，以往調控更傾向于從需求端入手，通過“大投資”、“寬貨幣”實現總量寬松、粗放刺激，彌合產出缺口。這種思路類似于西醫療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藥、打抗生素，對疼痛的容忍度低。然而，這一方法往往有嚴重后遺癥，管清友認為眼下嚴重的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無疑就是此前2009年4萬億元政策保住經濟增長同時帶來的后遺癥。
在管清友看來，未來中國的宏觀調控，將是“中醫式”的，主要通過促改革和調結構消化前期政策，發掘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他認為，未來調控思路將如習近平所言，“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
具體到財政政策上，管清友認為我國將告別傳統在投融資中占主導地位大量資金投向基礎建設的“建設型財政”，而是通過簡政放權，變為“開渠引水”的“服務型財政”，引入社會資本參與公共建設和服務，同時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的投資重點從經濟建設向服務民生轉移。
[“新常態”融資成本] 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整治層層加價
降低社會融資成本，亦是“新常態”下調控的重點。
李克強不久前部署多措并舉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時指出，“要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不必要的環節，整治層層加價行為。理財產品資金運用原則上應與實體經濟直接對接”。
8月14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要求金融部門采取綜合措施，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具體措施包括：保持貨幣信貸總量合理適度增長、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不合理上升、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整頓不合理金融服務收費、提高貸款審批和發放效率、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加快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大力發展直接融資、積極發揮保險和擔保的功能和作用、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經濟新常態，如何適應？《人民日報》 題為《經濟發展邁入新階段》 的評論員文章給出了多點建議，包括：一是冷靜理性，不急不躁，順勢而為。潛在增長率下降、經濟增速放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需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區間調控、定向調控，輕易不搞強刺激，不踩大油門；同時又要堅持底線思維，應對各種不確定性因素帶來的沖擊，力求經濟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既不過速，也不失速。二是積極主動，開拓創新，盡力而為。新常態是新的探索，以改革開路，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
“質化寬松”和“量化寬松”有啥不同
在財政政策轉向“服務型財政”的同時，新常態下我國的貨幣政策將是通過優化結構調控，而這一思路亦被稱為“質化寬松”，以示與美國 “量化寬松”的區別。
目前，經濟學家普遍預期央行不會再次推行大面積的貨幣寬松政策，而央行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中國金融》上發表的《新常態與宏觀調控模式》一文也明確強調“過度使用貨幣信貸擴張則必然導致杠桿率大幅上升等長期后遺癥”。
相比全面的貨幣寬松，近期央行一系列定向調控手段廣受關注。
此前，央行頻頻采用“定向”手段進行微刺激。根據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描述，兩次實施“定向降準”，優化流動性投向與結構，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更多地將信貸資源配置到“三農”、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而8月14日印發的 《關于多措并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更是明確強調通過定向放松的方式為棚戶區改造、鐵路、服務業、節能環保等重點領域和“三農”、小微企業等薄弱環節提供有力支持。
經濟學家普遍認同上述調控手段，認為既可確保有助于調整結構的領域獲得貨幣政策的扶植，但同時又避免整體資金寬松帶來的后遺癥。而“質化寬松”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的。
來源：新聞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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