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落地:人的權利"屬地化"被突出


    作者:杜冉樂    時間:2014-04-01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近期終于落地,“人”的城鎮化被提到了顯要地位。

      何為“人”的城鎮化?當前國內社會各界眾說紛紜。3月29日下午,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 “綠地西南十周年發布會暨西南地區城鎮化發展及展望論壇”上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人的城鎮化應是人的權利的城鎮化,是人的權利‘屬地化’,包括人的經濟、政治等4項權利,這4項權利是不能分開的。”

      此外,按照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布的西南城鎮化調研報告,截至2012年末,重慶、貴州、云南與廣西城鎮化率分別為56.9%、36.4%、39.3%和43.5%。除了重慶之外,其他三個省區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鑒于西南地區城鎮化水平還不高,在未來中西部地區城鎮化成為重點的形勢下,選擇正確的模式尤為重要。專家建議,應警惕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模式。

      一些與會專家及企業高層強調,在當前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形勢下,市場必須切實提到與政府平等的地位,讓作為市場真正主體的企業與政府充分互動,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高城市規劃水平,產城融合精細化及公共資源的均等化等配套需求也要及時落地。

      注重人的權利“屬地化”

      今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促進約1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

      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中西部地區成為焦點之一,尤其是西南地區。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助理倪鵬飛表示,西南地區的城鎮化發展水平比較低,剛剛進入加速期,因此,選擇一個正確的城鎮化模式,不僅對全國城鎮化的發展,也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認為,西南地區過去外出打工的一些居民已有了錢,隨著當地城鎮化、工業化發展,這部分人正在回流,也是真正的剛需購買力,西南的幾個一、二線城市會成為發展的重點,但要防止局部風險。

      西南地區新型城鎮化該如何破局?楊宜勇表示,“近期的新型城鎮化規劃已經強調,這是人的城鎮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鎮化,人的城鎮化應是人的權利的城鎮化,是人的權利‘屬地化’,包括人的經濟、政治等4項權利,這4項權利是不能分開的。”

      楊宜勇舉例說,現在很多農民工雖然進城,其經濟權利在城市,但其選舉權、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及其他基本權利均在農村,如果這些權利不能在所生活的城市“屬地化”,那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化。對于新型城鎮化提到的擬推出居住證制度,在楊宜勇看來,這應是一種過渡性的制度,對于那些農業轉移人口來說,他們仍是半個城里人。

      楊宜勇表示,“目前很多地方是趕農民進城,建農民城,失地農民就在農民城里,它和城市是兩張皮,這個問題怎么辦?答案是要尊重人選擇的權利。”

      實際上,早在2007年,成渝兩地就被國家發改委批準設立全國城鄉配套改革試驗區。按照相關文件表述,這兩個成渝試驗區的初衷是為了破解城鄉之間的根本性矛盾,走出一條適合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之路。時至今日,成渝兩地在新型城鎮化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包括戶籍改革等。

      政府主導城鎮化模式遇阻

      前不久,曾有媒體總結了分布在東、中、西部的十大“鬼城”,加上近期杭州、秦皇島等地樓市的降價潮,令人們惶恐不安。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土地管理系教授黃燕芬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專訪時指出,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相關產業沒有及時跟上,單兵突進。

      黃燕芬表示,在那些所謂的“鬼城”里,房地產業發展過于迅猛,但隱藏在這一背后的正是地方政府的強大推力,特別是在賣地上不遺余力。實際上,這也是政府主導下的城鎮化模式。

      對于這種模式,倪鵬飛表示,有些地方政府處在一個中心位置,它試圖作為一個市場主體參與城鎮化,政府掌握了從家庭征收的土地,向市場出售,取得土地資金,然后提供公共服務。由于它作為一個經濟體參與市場,就有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這就產生了一系列問題。征地時,可以把價格壓得很低,為促進經濟發展,可能把商用用地價格提得很高,工業用地價格壓得很低。在建設基礎設施時,它可能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倪鵬飛補充解釋說,這就導致了人口城鎮化、土地城鎮化、人地、產業與人口城鎮化、空間結構、城市體系等多方面的失衡。

      對于不同于政府主導的新型城鎮化模式,倪鵬飛表示,“主要是三大機制,包括市場運作機制、政府與市場結合運作機制 資金籌措機制、土地占補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成本分擔機制、紅利分享機制、政府調節機制。機制就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市場決定,企業運作,社會參與。”

      產城融合須走“精細化”道路

      “城鎮化不等于房地產化,但城鎮化也不可能離開房地產。如經濟轉型要開發工業用地,旅游產業要發展,要開發旅游地產。”綠地集團執行副總裁,西南事業部董事長、總經理孫志文表示,“房地產和城鎮化,尤其是新型城鎮化,不僅僅相輔相成,還是有機融合、共同推進、必不可少的兩個核心。”

      如今,隨著各地頻頻曝出城鎮化問題,產城融合似乎成為當下解決“城市病”以及發展新型城鎮化的一劑良方。

      在賈康看來,對于產城融合,在國土規劃、轄區規劃方面,需要通盤考慮。如果在一個轄區內,既有產業,又有居民,又有城市發展,這時就需要在通盤條件下討論產城問題。

      目前,各地面臨的顯著問題是城市規劃“朝令夕改”,上一屆政府實施的規劃還沒完全落地,下一屆政府往往推倒重來,導致產業重復上馬,資源浪費。

      賈康指出,除了政府在產城融合上責無旁貸之外,企業尤其是一線企業應該主動與政府互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讓規劃框架有一定的水準和可持續性。

      “以前是政府說了算,我給你什么就是什么,而現在凸顯了市場這個要素。政府的意識要轉變。”孫志文表示。

      楊宜勇表示,產城融合要做到精細化。產城融合還需要政府和企業融合,不是簡單的政府搭臺,企業唱戲。“比如,新加坡最大國企淡馬錫集團在成都做了創新城,在天津有生態城,在吉林建了食品城。”這些都是較好的案例。(每經記者 杜冉樂 發自成都) 

    來源:每經網-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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