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全國兩會：中國需要堅定而穩健的改革措施

　　全國兩會召開前，國際分析人士如何預期中國改革？他們眼中改革的主要挑戰和任務何在？來自金融機構、經濟研究機構和咨詢公司的專家認為，2014年的中國經濟處于落實相關改革議題的關鍵節點，需要堅定而穩健的改革措施，以便有效調整經濟與生態、增長與改革、市場與政府、債務與投資等多對重要關系。

　　分析人士預計，這些領域的再平衡思路，有望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所體現，并將構成今年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

　　策略方法很重要

　　近期陸續結束的全國省級兩會上，有22個省份下調了今年GDP增長目標。一些機構判斷，這表明今年各地決心深化推進結構性調整，壓縮過剩產能，以便取得更加人本、生態的增長，但這卻難免拖累總體經濟增速。

　　“經濟學人智庫預期2014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至7.2%，而非7.5%或7.3%，”英國經濟學人集團中國首席代表許思濤告訴新華社記者，“改革與增長存在天然的矛盾，為落實改革必然犧牲部分增速。中國決策層容忍更低的經濟增速，恰恰證明其改革決心。”

　　美國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認為，增速放慢不一定是壞事，服務業創造每一個單位的產值，創造的就業機會要比制造業和建筑業高出30%。這意味著，越來越依賴服務業拉動的中國經濟今后仍有條件保持較高增速，支撐就業市場。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改革與增長關系的復雜性還在于，不同領域的改革措施短期效果不盡相同。譬如，遏制政府支出，削減過剩產能，去杠桿等措施短期內會下拉經濟增長；相對而言，取消和下放行政審批權，鼓勵民間投資等改革則可能迅速形成新經濟增長點。這決定了，推進改革“必須講究策略方法”。

　　就這個問題，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改革的短期效應取決于各類改革措施實施的先后次序，以及它們各自推進的速度。他判斷，2014年中國將重點推進行政改革、金融改革和財政改革。

　　除增速和結構性改革議題外，信貸話題同樣引人關注。據央行新近發布的數據，今年1月社會融資規模2.58萬億元，創單月規模歷史新高。這削弱人們對經濟減速擔憂的同時，也加劇了市場對地方債務風險的擔憂。

　　對此，麥格理基礎設施和有形資產投資基金東北亞地區負責人本·維預計，今年中國金融監管當局將加緊整頓地方債、影子銀行市場，且會嚴密管控流動性。

　　本·維認為，整頓行動短期看會抑制地方投資甚至誘發個別債務違約事件，但長期看卻會促進基建投資市場更加開放，為境內外私人投資者騰出更大參與空間。他同時指出，今年中國有望出臺更多金融改革措施，以便糾正要素市場價格扭曲問題。

　　談到中國改革的溢出效應，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邁克爾·安德魯Michael Andrew指出，中國正從基于制造業的外向型經濟體向更依賴服務業和內需的成熟經濟體轉型，這長期看來既有利于中國經濟內在平衡也利好全球經濟再平衡。

　　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指出，伴隨結構性變革深化，中國需求的重心將從大宗商品領域轉向服務、技術等新領域，這將帶動澳大利亞這樣的資源大國克服過分依賴單一產業導致的“荷蘭病”弊端。在他看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改革也利好其主要貿易投資伙伴的內部結構優化。

　　債、錢、基本面

　　地方債務和影子銀行會否引發“中國式”債務危機、美聯儲開啟量化寬松退出會否沖擊中國樓市……這些是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主要不確定因素。國際分析人士對此觀點不一。

　　“中國經濟年增速在7%到8%，同時擁有很高的儲蓄率和充足的銀行存款，中國政府有能力償還政府債務，”標普主權評級部門董事總經理慕克吉Joydeep Mukherji如是說。標普稱不改變對中國主權信用的評級。

　　日本瑞穗證券亞洲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則擔心，新興市場外逃資金將中國作為避風港，加之人民幣仍有升值空間，涌入中國令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國家外匯管理局認為，2014年熱錢流入和流出中國的風險并存。

　　而在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看來，中國經濟基本面總體上未變。“研究判斷中國經濟運行的走勢一定要看基本面，一定要抓基本格局。這個基本格局就是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四化建設的大格局仍然在推進過程中。這個推進過程，既產生巨大的投資需求，也會產生相應的消費需求，還會改進供給的效率。”

　　2013年，中國經濟“軟著陸”，減速而未失速，增長率7.7%，消費價格增幅2.6%，消費對增長的貢獻率50%。此外，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升至46.1%，首超第二產業；全年單位GDP能耗下降3.7%；農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9.3%，高于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7%的增速。

　　回顧歷史，中國經改的主線就是市場化。有學者直言，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順市場之勢激發經濟活力，這將給中國社會帶來深刻變化。“中國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已近20年，為什么成效不夠顯著？根源就在于體制性障礙。”經濟學家吳敬璉說，市場化改革破題經濟轉型升級。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約阿希姆·費爾斯Joachim Fels也認為，中國將由傳統國有企業推動的高杠桿增長轉向全新的改革式增長。金融市場化以及個人和社會自由化投資將改進現有的資源配置效率，完成向消費主導式經濟增長的轉變。擺在政府眼前的大問題是如何推進改革的具體實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不久預計，中國經濟今明兩年分別增長7.5%和7.3%，比之前的預測值分別上調0.3個百分點和0.2個百分點。從近期公布的數據看，年初中國經濟起步平穩，制造業、物價和外貿等總體向好。外部需求在改善，內部結構在優化，利好因素的積聚有助于改善中國經濟增長前景。

　　讓城鎮化少交“學費”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曾說，21世紀初期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件事，一個是新技術革命，另一個是中國的城市化。

　　這場預計未來20年內由3億農民移居城市帶來的變革，將為中國轉向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提振世界需求釋放巨大動能。但此路并非坦途，處理不慎或將陷入新的困境。因此，借鑒他國經驗，以便少交“學費”，顯得尤為重要。

　　美國原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奧斯坦·古爾斯比Austan Goolsbee告訴記者，由于缺乏前期規劃，美國城鎮化過程中遭遇過貧窮、污染、交通擁擠、犯罪率上升等問題。

　　20世紀60年代，美國爆發了“城市危機”。而為擺脫大城市帶來的困擾，許多人遷往中小城鎮，這種“逆城市化”雖滿足了中產階級理想的居住需求，卻因城市無序蔓延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和能耗過度。

　　另一方面，某些美國中心城市卻日漸衰敗，居民生活貧困、公共福利和救濟支出增加等問題突出。20世紀70年代，紐約、波士頓等不少城市的老市區出現衰落現象。

　　當前，城市化率高達82%的拉美地區也在經歷“城市病”陣痛。由于缺乏規劃管理，城市環境污染、交通擁堵、暴力加劇、貧富分化、教育醫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日益嚴峻，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從去年3月底開始，由抗議公交票漲價引起的示威和騷亂在巴西全國不斷蔓延、升級。

　　客觀地說，多年來中國城鎮化進程也累積了一些“頑疾”。某些地方政府熱衷于搞“政績工程”，將城鎮化簡單等同于“造城運動”。對此，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指出，城市“攤大餅式”擴張、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城市發展缺乏產業支撐等問題突出。

　　此外，霧霾、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等“大城市病”開始困擾中國城市居民。逃離“北上廣”現象折射出青年人對大城市愛恨交加的復雜情結，也透射出人們對城市環境改善的期待。

　　針對這些問題，新一屆政府將“新型城鎮化”著力聚焦“人的城鎮化”，努力優化城鎮化布局和形態，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完善城鎮化體制機制。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若要使城鎮化真正轉變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核心是解決城市新移民的戶籍、福利問題，讓其變成真正有消費能力的主體。

　　新春伊始，城鄉養老保險并軌的舉措被外界普遍視作為城鄉一體化進一步掃清障礙。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表示：“只有農民轉成城市市民，升級為中產階級，才有足夠的內需企業。”

　　“新一輪的城鎮化規模與速度史無前例，對中國轉向消費主導的可持續增長意義重大也充滿挑戰。如何布局體制改革、基礎設施投入以及處理好人和環境、資源的關系，實現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由‘鄉’到‘城’的轉變是關鍵所在”。澳大利亞創新金融研究院院長郭生祥說。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轉自：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