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和增速下滑壓力，很大一部分源于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問題。經濟增速掉一點不怕，怕的是走老路，是結構調整踏步不前的過快增長。應對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新挑戰，解決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關鍵是加快推進經濟轉型。推進經濟轉型，面對的國際環境如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哪些？本期“觀察”約請專家就此進行討論。
——編者
全球變局中的中國經濟轉型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研究員張燕生
戰略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交織
黨的十八大對當前國際環境有一個重大判斷，就是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形成這個判斷的依據之一，就是當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歷史經驗表明，開放驅動、市場化驅動和創新驅動的經濟全球化時期，往往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誰能把握住這個黃金時期，誰就能實現快速發展和彎道超車，如1870—1913年的美國和德國、1950—1973年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1990年以來的中國和印度。
另一個重大判斷，就是這個時期往往還是矛盾和風險凸顯期。如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經濟全球化發展到金融、科技全球化階段時，由于缺少有效的全球治理和金融監管體系，最終把世界經濟拖入了危機的泥潭。為什么美國大力推動經濟全球化，卻陷入了產業空心化和金融危機呢？應該說，歐美經濟自1990年以來出現的過度虛擬化、泡沫化、福利化傾向是問題產生的根源。
危機觸發的全球經濟貿易變局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為了解決所謂經濟全球化失控問題，在戰略上推動了新一輪的全球變局。一是積極推動兩個超大規模的排他性自由貿易區談判，即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6.25，-0.06，-0.95%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試圖打造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協定的范本。歐盟貿易專員德古赫特說，歐盟和美國將一起制定全球標準，在投資、政府采購、非關稅貿易壁壘、知識產權、環境與就業、競爭性政策、國有企業發展等方面提出更嚴格的貿易標準。二是于2012年4月發布了《雙邊投資協定2012范本》BIT2012，除了包括投資待遇的最低標準、最惠國待遇、征收、轉移、代位、損失補償、投資爭端解決等傳統內容，還包括準入前國民待遇、國有企業、勞工、環境、業績要求等新條款，試圖打造高標準的投資自由化的范本。三是主導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包括全面給予外資國民待遇、所有服務部門均需對外資一視同仁，試圖打造高標準的服務貿易開放的范本。這是國際關系、國際規則和國際格局的一次大的變局。我國如不積極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形成高標準規則的適應能力，就有可能被邊緣化。
結構調整是當前全球經濟格局調整的另一個重要趨勢。美、日、歐的經濟復蘇短期主要靠量化寬松政策和擴大出口，長期主要靠再工業化、再創新和再出口的結構調整。美國利用這次危機開始推動10年的結構調整，以使美國經濟從過去10年過度依賴金融和房地產帶動的結構，重新轉換到依賴實體經濟。日本和歐洲也在進行這樣的調整，如日本的“安倍經濟學”和歐洲的“2020戰略”。其國際代價是新興經濟體發展普遍開始減速。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如果不加快結構調整、全面深化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當美、日、歐經濟從危機泥潭里爬出來的時候，就有可能陷入困難時期。
我國經濟進入轉型的關鍵階段
我國經濟發展過去30年的成功模式無法支撐未來30年的發展，必須加快轉型。
轉變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過去30年我們采取的鼓勵出口和招商引資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能繼續下去了。今后應轉向擴大內需戰略；轉向發展開放型經濟，即開放而非歧視性的經濟；轉向經濟國際化戰略，即人才國際化、資本國際化、產業國際化和市場國際化的發展戰略。
轉變不平衡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現在面對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與過去的戰略選擇有直接關系。今后應進一步建立健全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權利公平的體制機制；進一步推進城鄉、區域及居民基本公共福利和收入平衡發展；進一步推進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協調發展。
轉變政府推動和優惠政策試點的改革模式。過去30多年我們談的最多的是“轉軌”，未來30年我們應更加強調“規范”，即走向規范、法治、公平、透明的現代治理模式。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著力提升實體經濟。過去10年形成的重化工業的產能過剩、外向型經濟發展形成的外貿產能過剩、戰略性新興產業如風能、光伏等的產能過剩，要經受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減速的壓力，經歷轉型升級之痛。中小企業則需面對缺訂單、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缺規范的嚴峻挑戰。實體經濟只有實現脫胎換骨的轉變，才能克服產能過剩，實現創新驅動。
2012年很可能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元年。2012年我國GDP增速降到7.8%，2013年很可能降到7.5%左右。但是，與2012年減速相伴隨的是消費率上升、服務業占國民經濟比重上升、研發強度上升、就業彈性上升。這說明，在我國經濟減速過程中，結構開始優化，就業開始增加，城鄉、區域和居民收入差距開始縮小。預期我國經濟轉型將經歷5至8年最艱苦的時期，將面對國際需求萎縮、自身綜合成本上升、國際摩擦和競爭加劇、經濟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風險上升等突出問題。跨過這個艱苦的轉型期，我國經濟發展將迎來新的黃金30年。這期間，核心問題是我國能不能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體制機制、新的戰略和新的結構。應該看到，我們具備經濟轉型升級的有利條件。新型城鎮化，尤其是長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環渤海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的發展；新型工業化，尤其是創新驅動的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尤其是全球投資、全球制造、全球銷售、全球服務的國際化生產體系的建立，都會推動需求和消費升級，并誘導供給結構轉變。對企業家來說，需要堅守實業、積極創新，在全球配置優質資源，在更加規范、更加公平、更加遵守市場秩序中適應高標準的國際規則。這是決定我國未來30年經濟增長曲線狀態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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