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自貿區掛牌在即 或設三年考核任務

　　“中國(四川)自由貿易區天府新區片區政務服務中心”的牌子被一塊紅布蓋著，矗立在成都市天府大道南段1632號院的大門左側，已經一個月有余。

　　“第三批自貿區的掛牌時間已經非常臨近，屆時我們會有一個儀式，將紅布揭下來。”四川省商務廳相關人士稱。

　　3月20日，有當地媒體報道稱，一位官員在3月18日自貿區川南臨港片區推介會上透露，四川自貿區已正式掛牌。按照方案，四川自貿區將分為成都片區和瀘州川南臨港片區兩個部分。

　　不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瀘州市委宣傳部獲悉，該消息為誤傳，四川自貿區目前并未掛牌。瀘州市委宣傳部稱，掛牌的消息將通過正式的官方渠道對外公布。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同時了解到，第三批自貿區將設立三年考核期，即從2017年掛牌至2020年止，屆時國家將按照相關指標，對第三批自貿區是否如期完成各項試驗進行考核。

　　第三批自貿區仍未揭牌

　　在“中國(四川)自由貿易區天府新區片區政務服務中心”的牌子揭開之前，天府大道南段1632號院還是成都市天府新區的政務服務中心，以及國家工商總局商標注冊申請受理窗口。

　　“揭牌后，這里將增加自由貿易試驗區服務專區。”四川省商務廳相關人士稱。同時，成都市高新區、青白江區、雙流區、瀘州市龍馬潭區等四川省自貿區的各個片區，也將依托原有的政務體系，新增或新建自貿區政務服務專區。

　　上述人士還稱，由于一共涉及了上述5個自貿區政務服務專區，因此四川省自貿區將在多個環節力推標準化建設。如自貿區政務服務的標識標牌設計方案將采用一個版本，無論是字體、背景顏色還是使用的材質都將統一。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現場看到，四川省自貿區政務服務的標識標牌是以“天府”的拼音首字母“TF”為主，顏色為黑白兩色的方形圖案。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同時獲悉，盡管第三批自貿區的掛牌儀式未定，但目前在成都的數家領館機構已經收到了邀請函，將出席自貿區揭牌儀式的觀禮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重慶、武漢、鄭州四地，不僅是第三批自貿區的核心區域，同時也是國家中心城市的所在地。

　　“自貿區的主要功能是制度創新，為中國經濟走向全球化做壓力測試。”西南財經大學經濟信息工程學院院長霍偉東說，“而國家中心城市，還是主要在經濟建設方面發力，強調的是以城市發展帶動區域協調進步。”

　　霍偉東稱，盡管已經是第三批自貿區，但設立在內陸卻是國內首次，從沿海自貿區的建設經驗看，依然有可以借鑒的地方。其中，內陸自貿區可以借鑒上海的經驗包括，強化自貿試驗區管委會職責，根據自貿區發展的不同階段輔助以不同的政策支持。

　　進一步講，在發展初期，做好自貿試驗區城市的功能定位，明晰海關商檢等部門在四川自貿試驗區的地位和職責；發展中期，堅持簡政放權，提高自貿區運營效率，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從而促進特色產業的聚集；發展后期，根據周邊區域的需求變化進行政策調整，繼而推動產業升級。

　　可以借鑒天津自貿區的地方是推進事中事后監管改革，創新政府監管模式，提升政府服務效率。借鑒廣東自貿試驗區的地方是建設市場監管和企業信用信息統一平臺，將政府內部的監管平臺和面向社會公眾的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進行融合。

　　設立三年考核任務

　　在2月20日四川省政府常務會議上，相關領導還透露了國家將對第三批自貿區設立“三年考核任務”。即從2017年掛牌至2020年止，國家將按照相關指標，對第三批自貿區是否如期完成各項試驗進行考核。

　　霍偉東稱，從第三批自貿試驗區的地理布局來看，新增自貿試驗區重點強調了西部地區的開放要求和中部地區的東西貫通、產業承接能力，同時兼顧東北老工業基地轉型、沿海及腹地共同開放。

　　具體到考核指標中，經濟增量將不是唯一指標，將重點考察各個自貿區的各項試驗任務完成情況。

　　比如，國家對四川省的要求是“落實中央關于加大西部地區門戶城市開放力度以及建設內陸開放戰略支撐帶的要求，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實現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重點考核方向將包括“對外開放程度”、“對內陸輻射帶動作用”等。

　　霍偉東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四川省自貿區分為成都和瀘州兩大片區的目的，或希望成都建設好西部門戶城市，擴大開放度和影響力，以輻射帶動西部其他地區，而瀘州則由于靠近長江，重點承擔“內陸與沿海沿邊沿江協同開放”的任務。

　　兩江新區是重慶自貿區的主要實施區域，兩江新區管委會常務副主任湯宗偉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內陸自貿區建設應大膽突破現行條規和政策，授權各自貿區在目標與方向下展開設想、設計。

　　“在了解和考察國內外自貿區的基礎上，建議以香港自由貿易作為對標目標，有選擇性借用其開放自由的制度、體系、模式、方式、政策。”湯宗偉說。

　　“一個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要看當地政府制度創新和制度供給能力。”霍偉東稱，“即政府把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新機構、新法規、新政策和新工作載體等，引入原有的制度體系、政策體系和工作體系，實現新的發展組合的能力，而自貿區正是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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