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傳出消息,北京、天津、山東等12個省市請示或公布了企業工資指導線,其基準線增幅大多在14%左右,比2011年明顯下滑,其中河北、陜西、上海等地基準線增幅同比下降2至3個百分點,公布工資指導線的省級單位數量也比2011年同期減少了四分之一。對此,有人擔憂,工資指導線增幅下滑會造成職工收入增長幅度放緩,“冷了人心”。
此次企業工資指導線調整背后蘊含怎樣的潛臺詞?是否會影響職工收入?如何有效保障職工收入持續看漲?就此,記者采訪了全國總工會和有關專家。
“此次工資指導線調整,并不意味著工資不增長,只是漲幅有所放緩。”有關專家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要理性看待工資指導線的調整,不可孤立談漲幅問題。
近年來,各地的工資指導線和最低工資標準持續高速增長,今年減緩自然會引起普遍關注。據了解,2010年,各省份公布的最低工資標準最高檔增長了24%。2011年,25個省份最低工資標準平均上調了22%,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更同比增長了14.3%。
然而,今年各地公布的企業工資指導線卻較前兩年有明顯下滑。
有關專家在分析其原因時認為,地方政府確定工資指導線時,會參考地區經濟增速、物價水平、失業率及未來預期等因素。由于歐洲債務危機的“連鎖效應”,就業最為集中的中小企業,經營狀況并不樂觀,因此使各地政府更加謹慎。
“上一階段的大幅度增長屬于補償性增長。”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部長鄒震表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有多個省份不同程度下調了企業工資指導線,甚至有部分地區暫停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因此,在經濟形勢轉好后,各地開始較大幅度上調工資指導線,這具有一定的補償性。
但“補償性”的工資指導線高速增長在遭遇經濟減速后,就無法持續了。
“職工特別是一線職工收入依然偏低,物價持續上漲,都讓廣大職工對工資指導線寄予期望。”鄒震說。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主任黃任民分析認為,工資指導線受到特別關注,還與工資集體協商普遍開展有很大關系。
據黃任民介紹,政府公布的工資指導線是企業與職工集體協商確定工資水平的重要參照標準,包括基準線、上線和下線。在這一標準提出之初,只是政府向企業發布的“年度工資增長水平的建議”,并不像最低工資標準那樣屬于“強制執行”。然而,隨著近年來工資集體協商越來越成為勞資雙方共決工資的方式,作為“重要參照標準”的工資指導線即成為企業和職工關注的焦點。
鄒震和黃任民都預見,“工資水平不斷上漲的趨勢不會改變”。由于長期以來實行低工資政策,使廣大職工特別是一線職工收入即便在持續增長,甚至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后,依然處于較低水平。同時,增加職工可支配收入有利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因此,給職工漲工資仍是主流。
“勞動力市場供求是工資增長快慢的基礎。”有關專家表示,企業工資指導線只表現了各地政府對工資水平的意愿,并不能從實際上控制職工工資。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達到2049元,比2010年增長21.2%,遠高于政府劃定的工資指導線,就體現出“勞動力供需”的調節作用。
同時,鄒震認為,要解決低收入職工數量多、收入分配差距大等“老問題”,除考慮市場因素外,更要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以保障職工收入與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同步。
黃任民強調,一方面,工資增長要考慮企業的承受能力,一味提高工資甚至壓垮企業,反而不利于職工的根本權益。另一方面也要保障職工特別是低收入職工“共享經濟發展成果”。因此,必須將工資增長以制度的形式確定下來,即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支付保障機制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鄒震進一步建議,應多關注收入分配的“大概念”。即不僅要關注工資增長,還要努力推動企業逐步改善和提高一線職工的福利待遇,完善社會保障。
另據記者了解,全總正在參與國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如何通過結構性減稅,化稅為薪,從而減輕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負擔,減少經濟減速對職工工資增長的影響,也是在《方案》制定中各方關注的一個課題,工會對此充滿期待。
來源:工人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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