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出口環境趨緊，如何在全球博弈中找準定位

貿易摩擦的密集發生和產業沖突的增多已成為我國無法回避的挑戰。尤其在當前嚴峻的外需形勢與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難度增大等因素相互交織的背景下，如何在全球博弈中找準定位、實現“突出重圍”，是國內產業和相關企業實現生存與發展的一道必答題。

　　貿易摩擦，從產品出口限制轉向宏觀政策層面

來自商務部的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遭遇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保持高位，已連續16年成為全球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5年成為全球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2010年我國共遭遇貿易救濟調查66起，涉案金額71億美元，發生糾紛的對象不僅來自美歐等發達經濟體，也來自于巴西、阿根廷以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其中既有針對我國傳統優勢產業的，也有針對電子信息等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產業的。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2010年中國出口約占全球總量10%，而針對中國的貿易摩擦案件數量約占全球案件總數的35%。

　　“一些國家還針對中國商品直接采取了貿易保護措施，在2010年全球新啟動的15項貿易保護政策中，針對中國商品的占10項。”商務部公平貿易局調查專員宋和平說。

　　“貿易糾紛是表象，根子還在于產業結構的同構性。”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表示，我國與一些國家部分產品可替代性較強，如果不能形成產業的核心國際競爭力，只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優勢，那么外部需求稍有“風吹草動”，外貿出口就很容易招致激烈的貿易摩擦。

　　統計顯示，鋼鐵、化工、石化、電子信息產業遭遇的摩擦案件數量和金額都位于我國各行業前列。而這些行業恰恰是國內產能過剩、主要依賴國際市場的行業或者是產業結構與國外趨同、在國際市場上與國外產品直接展開競爭的行業。

　　此外，業內人士表示，國外對華貿易保護的領域正從傳統的貨物貿易向人民幣匯率、市場準入、自主創新政策、知識產權保護和投資等領域擴展，貿易摩擦的爭執點也從單個產品向整個產業擴散，最后直抵宏觀經濟政策和制度層面。

　　糾紛升級，貿易環境趨緊

　　“隨著我國制造業以及工業制成品參與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的進一步加強，客觀上會形成貿易摩擦和產業沖突增多的局面。”宋和平說。

　　事實上，當前中國外貿所面臨的內外部環境空前復雜和嚴峻。中東、北非局勢動蕩，國際主要貨幣匯率加劇波動，國際市場需求仍然疲弱。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等專家近期表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風險和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等事件的疊加效應，使得全球市場處于“新危險區”。同時，由于美國一再祭出量化寬松這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承受著嚴峻的通脹壓力。

　　“世界經濟形勢越是不好，國際貿易競爭越是激烈，國際貿易摩擦越是增多，我們就要更加重視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商務部副部長鐘山在一次外貿形勢座談會上表示。

　　眼光轉向內部，國內經濟轉型升級、產業結構調整難度較大，部分產能過剩給外貿發展帶來了壓力，而原材料價格上漲、勞動力價格上升和用工短缺以及中小企業融資困難、融資成本增加都使得出口成本不斷上升，擠壓外貿企業的生存空間。

　　而從長期來看，經歷了空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一場全球貿易和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度變革正在世界范圍內醞釀：從美國政府出臺的“國家出口倡議”、歐盟出臺的《貿易、增長與世界事務》的對外貿易新戰略，到印度的商品出口計劃，都提出在未來三五年內更加重視擴大出口，以期拉動本國、本地區的就業。

　　分析人士認為，這不僅意味著未來國際市場的爭奪會更加激烈，同時也意味著這些經濟體保護內部產業的呼聲和反對全球化的情緒可能抬頭，我國將首當其沖。例如，2010年以來，美國為加大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力度，通過修改其國內法律的方式強化貿易執法，其中強化執法的主要對象之一就是我國。此外，一些發達國家政界和產業指責我國國有企業獲得政府補貼等不公平競爭優勢，計劃在貿易救濟領域針對我國國有企業制定更多的歧視性規則，一旦這樣的意圖成功，將給國有企業應對相關的貿易救濟調查帶來更大的困難。

　　“四體聯動”應對摩擦，搶占價值鏈高端環節

　　面對多種內外不利因素對中國產業升級和外向型經濟發展的影響，我國企業突圍之策何在

　　宋和平建議，應充分發揮包括商務部、地方商務主管部門、商協會和應訴企業在內的“四體聯動”應對機制作用。這主要體現在：商協會充分發揮自律、協調功能；產業部門做好預警及信息服務，與國外市場進行充分的溝通和互動；企業要積極應訴，組建高效的應訴團隊，調動包括進口商在內的各種資源、利用各種渠道綜合應對，同時主動地進一步完善經營管理，如建立完善規范的財務管理制度，掌握抵御貿易摩擦的方法。

　　而對于主要的貿易摩擦對象國來說，也有其獨特的應對策略。例如對于歐盟的貿易救濟調查，商務部公平貿易局鄭偉建議，由于歐盟采取27個成員國投票的獨特的表決機制，涉案中國企業可以有針對性地做一些成員國的工作，同時與歐盟下游企業、進口商結成同盟軍利用其共同體利益條款“打掉”相關的貿易救濟措施申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隆國強表示，從制成品、高新技術在總體出口中的占比等數據看，中國與德國沒什么區別，關鍵在于面對全球產業鏈新的分工模式，一個國家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提升關鍵不在產業的升級而在于生產價值環節的提升，因此我國企業要盡快實現從低附加值產業向資本技術或信息管理密集的高附加值環節的提升，搶占價值鏈高端環節。

來源：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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