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接近40萬億元，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然而，經濟快增、國力變強的背后，一個現實正在逼近：轉型中凸顯的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使跳出“貧困陷阱”的中國在“十二五” 面臨一個新挑戰“中等收入陷阱”。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會不會深陷其中？中國能不能越過這道坎？
經濟風險
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比較優勢正在弱化，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縱觀全球，一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源于經濟風險誘因，即經濟高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原有的增長機制失靈，最終中斷經濟起飛甚至出現倒退。
中國站上中等收入國家臺階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迅速上升，投入邊際效益不斷遞減，發展的比較優勢正在弱化，這很可能成為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誘因。
經濟增長是“雙刃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以勞動力富裕、用工成本低、能源資源價格便宜等比較優勢，積極吸引外資，面向國際市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也帶來代價高、消耗大、收益低、失衡嚴重等問題。
制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于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制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布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占61席，但制造企業占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于東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并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于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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