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持了十年經濟高速增長后,中國計劃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內下調經濟增速目標。2001~2010年,中國經歷了十年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在“九五”、“十五”和“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年均計劃目標分別是8%、7%和7.5%,最終實際年均增速分別達8.6%、9.8%和11.2%。
尤其是在2008年后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中國在政府強力財稅政策刺激下,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仍然在2009和2010年兩年內分別保持了8.7%和10.3%的高速增長。過去十年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速11.17%,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平均增速22.52%,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平均增速24.23%。過去五年時間,出口金額年均增速19.01%。數據顯示,經濟增長的兩條腿事實上是“投資”和“出口”。
但最近中央計劃在“十二五”期間將中國經濟增長目標調低至7%。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后五年,我國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是在明顯提高質量和效益的基礎上年均增長7%”。這意味著GDP發展目標在中國新的五年規劃中首次被下調。
下調緣由分析
中國下調GDP增速目標反映了現有發展模式的瓶頸制約。首先從增長模式上,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兩位數增長帶來的環保能耗成本日益凸顯。近兩年投資高增長也帶來更大的環境成本。據有關測算,目前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源消耗要增長0.8~1個百分點。而在2009年,中國政府宣布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這一指標客觀上也會倒逼經濟增速下降。
其次是低廉勞動力成本的時代已經過去,用工緊張成為常態,勞動力將由過剩轉向短缺,“劉易斯拐點”即將到來,依靠低價勞動力成本參與競爭的時代難以持續。再次,從增長要素上看,兩位數增長必然要求相應的投資、消費、凈出口增速,而從目前國內外的情況看,過去十年的模式也難以為繼。近十年“三駕馬車”同比增速平均分別達20%、14%和21%,近兩年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更是達95%和55%。在投資刺激政策退出和鼓勵進口措施下,投資與凈出口的持續高增長動力將減弱,目前已出現苗頭。消費啟動則面臨收入、社會保障、房價等一系列瓶頸。客觀上看,中國經濟潛在增速已經下降。
最后,出口導向下的GDP高增長帶來的通脹和貨幣政策成本,已經影響到國內的民生和內需的拉動,中國不得不反思現有的出口拉動增長的發展模式。近五年順差年均達2200億美元,大量流動性輸入,成為通脹產生的重要原因,央行不得不大量對沖外匯占款,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投放已成為中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因素。同時流動性過剩支撐下資產泡沫發展近兩年來也成為懸在中國經濟頭上的堰塞湖,加上通脹發展,中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危險越來越大。
從發展理念上單純追求經濟增速的傳統模式被逐步拋棄。社會層面上,對于是否繼續依賴GDP數字作為衡量社會、經濟進步的指標,學界、政府和民間都在反思。GDP增長帶來的隱性成本如環境、貧富差距加大、資源消耗、通脹等過大,社會各界對于GDP應該優先考慮的增長質量而非數量這一點逐漸形成共識。
一個明顯的例證是今年2月份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消息發布后,并未引起中國公眾強烈反響,相反反而強化了民眾對于GDP高增長和自身幸福感相對下降的挫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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