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以來，“兩難”這個詞在經濟問題上的使用頻率非常之高。保持經濟增速與抑制房價上漲之間的矛盾，增加人均收入與保持企業競爭力之間的矛盾，實際負利率與經濟增速放緩之間的矛盾等，都被稱作當下中國經濟的兩難問題。這些兩難的發生印證了中國經濟的轉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然意味著經濟環境中重要要素的變化。無論是經濟增速還是人均收入，或者利率水平都不可能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保持不變，最大的可能性是從一種已經保持了多年的均衡水平過渡到另一種可以長期保持的均衡水平，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經濟指標的位移將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經濟增速。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國的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同期，全球年平均增速只有3.36%。隨著中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不斷增大，經濟增速的放緩是一個必然的過程。2010年第二季度，在市場普遍預計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GDP同比增速依然達到了11.1%，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在什么水平上達到可持續的平衡水平，遠比經濟放緩的具體影響更有意義。
如果經濟增速放緩是從11%的高速增長向9%的中速增長的放緩，那么這種放緩不僅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這是由于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條件下，投資和出口的增長遠比消費的增長更容易推動。在主要強調經濟增長的政策推動下，經濟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客觀上忽視了資源的低效率消耗和社會矛盾的積累，持續多年的投資和出口增長也缺乏進一步增長的空間，因此，依靠多年的投資增長潛力已接近耗盡。只有在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國民生活質量為目的的經濟政策下，國內消費才能占到經濟增長的更大比重，前期所積累的矛盾和問題才能緩解。這必然導致經濟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回落。
以美國為例，其國民經濟以消費為主導，經濟增速常年不超過3%，這背后既有經濟基礎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消費有很強的慣性，其增長不可能常年達到10%以上。因此，消費經濟的增速低于投資經濟的增速是可以理解的。對于像中國這樣必須向消費型經濟轉型的國家來講，經濟增速的放緩不僅可以接受，甚至是樂見其成的結果。
其次是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均收入必須和普通勞動者的生產效率相符合，這與企業提高競爭力并不矛盾。人均收入的上漲理應是產業升級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在產業升級的過程中，勞動者的價值貢獻在價值鏈條中的比重必然上升，這種上升將伴隨著話語權的上升，人均收入的上漲也將是必然的結果。政府能做的首先是引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但最為重要的是捍衛公平公正公開的經濟秩序，讓勞動者可以在公眾的監督中合法地維護自己的權利。這才是商人、勞動者和社會三贏的結果。
最后是利率和金融市場。低利率是鼓勵投資的有效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低利率也壓低了投資者應得的收益，讓儲蓄對居民變得無利可圖，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居民分享經濟成果的機會，造成資金借入者與廣大儲戶之間的收益分配不公。
利率是經濟中最重要的價格，對存款利率的行政管制嚴重不利于經濟的自我調節。金融市場可以提供的回報率理應成為經濟好壞的晴雨表，即使是最普通的存款者也是金融市場的參與者，有權利根據價格信號決定買賣行為。隨著通脹率高于存款利率，負利率將迫使公眾尋找非銀行投資渠道。除股票之外的其他直接投資渠道將受到追捧，灰色融資渠道將有更大的市場。在外匯占款增速減緩的情況下，銀行將面對存款搬家的威脅，也將不得不采用非利率的吸儲手段。
行政干預和嚴格的利率管制也許可以化解金融體系內部的風險，但卻將問題轉嫁到了更為弱勢的普通儲戶身上。最廣大的居民被迫接受過低的銀行利率很難說與之后房價的飛漲和消費的停滯沒有關系。因此，人為地通過流動性管理和行政管制來壓低利率，對于投資增長潛力逐漸耗盡的中國無異于刻舟求劍。存款利率由單一的價格管理向更為靈活的區間管理也許更加有利于經濟的自我調節。
用老的眼光去看待新的問題總會看到許多不適應的地方，用舊經濟的藥方去抓新經濟的藥也一定會遇到許多兩難的問題。關鍵是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看到經濟增速放緩就擔心就業受損。如果能夠將看問題的角度轉變一下，以更宏觀的視角去謀劃未來30年的發展，短期看似兩難的問題也許將不再兩難。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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