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16年發布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開啟了互金監管的“元年”，那么2017年則是監管全面強化的一年。至于2018年的金融監管何去何從，目前備受市場關注。
就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推動重大風險防范化解取得明顯進展。當前我國經濟金融風險總體可控，要標本兼治，有效消除風險隱患。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違法活動；加強金融機構風險內控；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
在業界看來，若想平穩度過監管，首先需要摸清規律。而比起糾結監管因何而起的原因，金融行業更應著力于摸清監管思路，順應政策導向，提前布局，才能立于不敗。
記者采訪獲悉，2017年的監管更多是一種各自為政的監管，預計2018年的監管或將是統一協調監管的深化。未來的監管方向除了引導金融回歸實體，可能更會強調金融子行業“各司其職”，適度收回混業的“觸手”。
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
記者注意到，進入2018年，監管新規可謂密集出臺：1月初，“一行三會”聯合發布《關于規范債券市場參與者債券交易業務的通知》(簡稱“302號文”)；同時，央行發布同業存單納入同業負債1/3考核；并且，1月26日結束的2018年全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工作會議部署了銀監會的新年任務。圍繞防風險，會議還部署了十大任務。
就在3月6日，銀監會下發《關于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的通知》(簡稱“7號文”)稱，為有效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督促商業銀行加大不良貸款處置力度，真實反映資產質量，騰出更多信貸資源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決定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有分析稱，銀監會調整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監管要求，有利于“表外回表”順利進行和保障實體經濟融資，體現了金融監管措施更趨于精細化，為金融監管進一步深化留出空間。
整體來看，細數近期的監管細則，昆侖健康保險資管中心首席宏觀研究員張瑋發現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堅持不懈地去泡沫、降杠桿；二類是督促資金流向“透明化”，便于監管統計；三是“逆”混業經營。“需要注意的是，這三類監管政策是針對短期而言，而對于中長期，則應追溯到‘歸本溯源’這個初衷。”張瑋指出。
據他向《中國經營報》記者介紹，歸本溯源有兩層含義：一是強調金融根植實體、服務實體的本性，金融不能脫離實體而存在，要防范金融風險、嚴控金融泡沫，引導資金投向與國家大政方針相符的實體產業；二是強調金融體系內部各子行業的“各司其職”。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強化金融監管統籌協調，健全對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監管，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
聯訊證券董事總經理、首席宏觀研究員李奇霖向記者分析稱，“金融嚴監管已經持續1年半的時間，主要體現為實體與金融并行，兩者有序推進。在實體部門，針對地方債務高企、城投、地產泡沫等問題，財政部發改委等部門在持續發文進行監管，但往往債務對應的是信用，這種信用對應的不僅是銀行表內，還有信托、券商資管等影子銀行部門。所以除對正規的銀行表內信貸進行管控外，還必須對表外的影子銀行整治，而影子銀行很多是以同業的形式擴張，中間蘊含了很多的風險，因而要整治，必須對同業一并進行整治。”
并且金融監管有統籌協調的必要性。李奇霖認為，在剛開始時，各家監管機構是一種分散，各管各家的監管。但這樣的監管的效力有限，因為現在的金融市場中，出現了很多交叉性金融工具，橫跨多個監管系統。因而，各家監管機構必須要聯合統一協調監管，這樣可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同時，可避免監管競賽帶來的對市場的波動，引起“處置風險的風險”。
正因如此，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建立統一監管協調的金穩會，一行三會也開始多次聯合發文統一監管，比如302號文，資管新規等。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曾剛表示，在加強監管協調的同時，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強化監管統籌，從而避免監管措施的疊加和干擾，并穩定市場預期。“統籌政策力度和節奏，防止疊加共振，才能解決深層次問題。”
記者獲悉，在金融監管架構上，國際上主流的金融監管架構改革主要沿三個方向展開：部門監管、一體化監管和雙峰監管。有業界人士認為，無論實現何種架構安排，關鍵在于能否做到促進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分享和協作、統一監管標準和實現無縫監管。
2018年或將是統一協調監管的深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表示，我國經濟基本面好，政策工具多，完全能夠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也提到“三大攻堅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李佩珈對記者說，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是2018年我國要打贏的三大殲滅戰之一。因為我國金融風險具有長期性、復雜性、隱蔽性特點。一方面，房地產泡沫等風險的形成絕非一日之功，引導樓市回歸理性、走向良性發展需要較長時日。
另一方面，房地產泡沫與地方政府債務、影子銀行和金融市場亂象相互交織，不僅造成我國經濟運行“脫實向虛”，還加大了金融體系脆弱性。在美聯儲加息、美國股市大幅調整背景下，還存在金融市場非理性大幅波動可能。
因而李佩珈認為，我國金融風險的這一根本特點決定了我國金融監管必須打“持久戰”，這也是近兩年我國金融監管不斷走向強化的根本考量。
考慮到我國金融風險的上述特點，李佩珈還表示，“覆蓋面更全、持續時間更長、力度更大、協調配合”就成為2018年我國金融監管的主要特點。
據她介紹，具體來看，第一，監管范圍全面擴展。從銀行機構向非銀金融機構、產融集團等泛金融業務擴展、從表外業務向表內業務擴展等。第二，持續時間更長。在房地產泡沫、地方債等風險警報沒有明顯消除前，強監管難有放松勢頭。第三，力度更強。不僅包括金融法規、現查進駐，還可能運用審查督查、公司接管等更高壓的方式。第四，注重協調配合。“將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一道，為實體經濟創造穩定融資環境，避免強監管等各類政策疊加對實體經濟的負面沖擊。”李佩珈說。
對于市場所關注的未來監管方向，張瑋向記者表示，鑒于發生在2008年的次貸危機一度演化成為多米諾骨牌式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國監管機構對于混業經營的“容忍”也逐漸降低，近期連續出臺的一系列文件，既有抑制金融泡沫、引導資金回歸實體的意味，又有對多年來混業經營風險沉淀的“肅清”。如此看來，未來的監管方向除了引導金融回歸實體，更會強調金融子行業“各司其職”，適度收回混業的“觸手”。
李奇霖也指出，2017年的監管更多是一種各自為政的監管，預計2018年的監管或將是統一協調監管的深化。因為在他看來，2017年的監管主要目的在于控增量，查問題；2018年的監管工作是釋存量，將過去的監管條例制度化，保住監管工作成果，防止反復。
轉自：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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