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召開期間，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頂層發展規劃呼之欲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目標已然樹立：那就是在粵港澳地區建立一個可以與世界其他三個灣區——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相媲美的大灣區第四極。
（圖片來源：互聯網） 珠三角到大灣區“蝶變”
早些年，粵港澳大灣區更多是被稱呼為珠三角，某種程度上僅是一種地理概念。從珠三角到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迭代，意味著這一地區的發展將產生深層次的“共振”。這是國家層面上內地9個城市與香港、澳門實現整體戰略性發展的重要部署，也成為當下中國塑造區域發展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據了解，全球60%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75%的大城市、70%的工業資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帶，其中灣區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實踐也證明，灣區不僅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引擎，區域發展的范本，更是國家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區域，進而成為全球發展的核心區域，并奠定全球經濟熱力版圖。
因此，在改革開放近40年之后，粵港澳大灣區有望成為中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之一，成為中國經濟版圖中最具活力與創新精神的一份子，高端服務業、新興科技產業和高端制造業高度融合，引領中國經濟在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中一路向前。
在今年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透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個大戰略，意義重大深遠，目前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編制已經基本完成。他表示，目前有利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的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在加快推進。比如，港珠澳大橋已經建成，并已基本具備通車條件；廣州到深圳到香港的高鐵已基本建成，其中廣州到深圳的高鐵已建成通車，深圳到香港的高鐵正在聯調聯試。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已審議批準了廣州、深圳、香港高鐵一地兩檢的通關安排。
“規劃方案出臺后，需進一步細化，制定出時間表、路線圖和施工圖。按照建設規劃，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建設將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的重中之重。”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馬興瑞表示，由廣東與香港、澳門配合黨中央、國務院制定的粵港澳發展規劃方案將很快發布，廣東會發揮自身優勢起到很好的組織協調作用，加強粵港、粵澳合作機制和溝通機制；同時在互聯互通方面進一步加強，現在有了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接下來還會建設世界一流的港口、一流的機場。
從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到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將出臺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事實上，這些信息也意味著，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將正式進入“蝶變”與“落子”階段。
加快突破制度壁壘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開始進入“落子”階段，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有了一系列發展“共振”的基礎，但實際上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的解決方案相對容易，三地接下來面臨“最難啃的骨頭”將是如何突破制度上的壁壘：“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格局，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特點，同時也是難點和痛點所在。要實現這項戰略，有許多具體的、艱難的工作有待推進。粵港澳是三個關稅區、三個貨幣區、三個合同區、三個法律區、三個教育區，要實現有別于過去三四十年的新協調、新合作、新互動，就不能不對這“五個三”做更大的觸動。
“我以前在廣州有一家公司，經常遇到有員工在做項目之前，需要到香港培訓兩個星期到一個月的時間，那他能用什么樣的簽證到香港？如果他是工作性質，但他沒在香港領取工資，那我很難幫他去申請工作簽證，因為我首先得證明這工作在香港完全找不到員工來做，還得是高級人才才能引進他；但是他又不是來旅游，所以我那時完全找不到任何方式去解決，只能讓他用旅游簽形式在香港呆一星期后返回內地，下周又再回香港。”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洪為民向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這一現象雖是小事例，但實際上反映了內地與香港在交往上仍有一些“不便”。同時，由于他個人是香港居民身份，因此到內地工作生活時同樣會遇到一些不便。
而作為一家從深圳成長起來而又在香港上市的互聯網巨頭掌門人，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董事局主席馬化騰對此深有體會：“我們也會和香港方面溝通，比如在出入境、人才流動方面，他們有時候會抱怨，港澳同胞到內地看到使用微信支付很方便卻用不了。這是因為在內地的金融機構以及網絡服務方面，港澳同胞的身份證沒有辦法像內地身份證可以核實真偽，照片是不是符合要求等等。沒有這樣的條件，很多服務是用不了的。”
因此，在今年兩會期間，洪為民和馬化騰均建議要在國家層面建立三地的協調與統籌機制，突破制度壁壘，根據市場的規律，促進人才、資金等各種要素的流動。促進大灣區“決策共商”，加快推動在發展關鍵領域取得突破，建議在中央層面設立發展協調領導小組，由三地政府具體落實決策；在區域、民間層面成立由知名企業、智庫、社會組織組成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委員會，定期提出具體訴求、提供研究支持，形成大灣區發展決策和咨詢的雙軌機制。
合作創新優勢明顯
從眾多觀點來看，要真正發揮粵港澳大灣區的優勢，未來主要著力點將是聚焦創新。從世界三大灣區來看，在《財富》雜志2015年世界企業500強中，紐約、舊金山、東京灣區企業占據28個、22個和60個；創新能力方面，2016年BCG發布全球最具創新的50個公司中，紐約、舊金山、東京分別有6個、12個和2個公司入榜，這些灣區的共同特征就是創新能力極強。
數據顯示，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創新能力基本達到創新型國家或地區水平，未來將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化競爭的重要陣地。粵港澳大灣區涌現出一批世界領先的創新型企業，這些企業的PCT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占全國的一半，接近韓國的申請總量。但同時，在科技創新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均有各自的優勢，也有軟肋和不足，科技創新因此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城市的共同需求。
無人機企業大疆的成功案例就體現了大灣區合作創新的巨大優勢，在一個新興的產業領域里，很少有中國企業能占據世界領先的位置。大疆很好地利用了深圳完善的產業鏈和運營成本優勢，同時把市場定位在全球市場，整合了多地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優勢。
同時，粵港澳大灣區雖然因為制度不同形成了一些交流上的障礙，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的特點同樣也是其真正區別于其他世界三大灣區的優勢所在。
“全世界沒有一個灣區既有普通法也有大陸法。比如我想做一些比較適合在大陸法下做的事情，可以在深圳、廣州做；如果我想做一些合適在普通法下做的事，比如金融方面，那可以在香港做，這其實本身也是我們的優勢。”洪為民說。對此，洪為民認為，在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各個城市均要拋棄傳統的“龍頭心態”。“粵港澳大灣區不會出現龍頭城市，各有各的優勢，將來做一些事情要以灣區做本位。我提倡過‘灣區人’的概念，我們就是大灣區的一部分，不再斤斤計較。”
“要鼓勵大灣區內產業共建，深圳、廣州在創新產業方面比較強，香港在金融方面非常強，同時整個珠三角洲其他城市在智能制造、高端制造業均很強，其實這三者軟、硬、服務結合起來的力量是非常強的。我們建議凡是能夠發揮軟、硬、服務三者結合起來，能夠凸現優勢的產業，都適合放在大灣區。這里面要大家協同，而不是互相排擠，大家應該擰成一股繩。”馬化騰說。
而現在，在頂層規劃即將出臺之際，粵港澳大灣區“落子”世界灣區第四極已成為題中之意。
轉自：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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