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經濟：從個體戶到世界500強

　　眾所周知，目前民營經濟對經濟貢獻率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其實在很多經濟發達的地區民營經濟貢獻率已經達到了“99999”，例如溫州，民營經濟貢獻90%的稅收、92%的工業增加值、95%的外貿出口、93%的就業人員和99%的企業數量。

　　掰著指頭數數不難發現，如今，阿里和京東控制了線上零售業；順豐和“四通一達”統治了快遞；騰訊掌控了社交流量，百度把住了搜索入口，今日頭條占據了新聞分發的頭部；阿里和騰訊在移動支付環節上已形成金融服務市場的雙寡頭……

　　社交、電子商務、移動支付、物流及媒體資訊等涉及民生的基礎設施，民營經濟已形成絕對優勢。2018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民營企業達到了28家。

　　而就在1982年新希望集團劉永好創業的時候，還沒有民營企業一說。新中國成立70年歷史長河里，民營經濟是怎樣從破繭而出到成為重要支柱的？從積累的經驗中是否可以掂量出未來的勝算？回望過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賈濤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中國今日民營經濟的成功，是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一系列政策放松、鼓勵、扶持的結果。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春風吹拂中國大地。19歲的溫州姑娘章華妹從溫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領到了營業執照，成為“中國第一個工商個體戶”，開業日期為“1979年11月30日”。

　　1981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的戰略決策，形成蔚為大觀的個體戶現象；1984年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民營經濟概念破土而出；1987年迭代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此時的中國大地已經具備了民營經濟發芽的溫度與濕度。

　　中國第一代創富者先后踏上經商之路，賣冰棒的宗慶后，打鐵的魯冠球，擺攤修鞋的南存輝和邱繼寶，當物理教師的劉永好……

　　但體制、政策、法律的凍土卻并沒有完全消融。1988年4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首次明確了私營企業的法律地位，隨后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虛掩著的民營經濟大門被推開。

　　私營經濟快速發展，形成了不同的發展模式，以個私經濟為主的“溫州模式”、以鄉鎮企業為主的“蘇南模式”、以引進外資為主的“珠江三角洲模式”等各具特色。

　　1992年1月18日，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終結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論。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對民營經濟發展來說，意義非凡。

　　1993年，我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允許個人開公司，成為繼“個體工商戶”之后的又一項大膽改革。個體工商戶在此歷史節點完成了一次大規模從練攤到辦公司的“升級”，以郭廣昌、王傳福、許家印等為代表的“92派”民營企業家也從此誕生。民營企業涉及行業領域更加廣泛，不僅是信息技術、生物工程、醫藥等領域，還進入金融資本市場。

　　1992年后的十年間，民營企業數量和規模實現跨越式增長，從14萬戶增加到244萬戶，年均增長33%；從業人員從232萬人增到3409萬人，增長近14倍；稅收貢獻從4億元增加到976億元，年均增長70%。

　　從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經過10年快速發展，民營企業數量已達1085.72萬戶，占全國實有企業總數近80%。民營經濟由低向高邁開轉型升級步伐。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4年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民營企業融入全球化進程。

　　黨的十八大至今，民營經濟更多向產業鏈高端邁進，涌現出一批實力雄厚的大型和超大型公司，進入中國500強、世界500強的數量和質量逐年提升。尤其是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鼓勵下，出現了第四次創業潮，涌現出80后、90后新一代企業家，開創了新的經濟業態和經營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民營制造業從零起步，現已占到全國制造業投資的85%以上；民營企業在輕紡、食品、電子、普通機械等普通制造和出口方面已占絕對優勢；新興產業基本上都是民營企業主導……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民營經濟功不可沒。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新中國成立7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報告顯示，改革開放以來，私營企業數量顯著增長，2017年達1436.9萬個，占全部企業數量的比重達79.4%。

　　辯證地看，沒有上世紀90年代的打假，就沒有后來民營企業對產品質量的關注，也無法擺脫低質、低價、低端的形象；沒有債務危機的出現，也就沒有民營企業安心聚焦主業、做強實業的穩定心態。

　　伴隨著“原罪”“姓公姓私”“國進民退”等爭論，每當民營經濟遭到質疑，黨中央都及時旗幟鮮明澄清錯誤思潮，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歷史證明，思想解放、理論創新每推進一步，民營經濟發展就跨越一大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就前進一大步。

　　賈濤認為，這幾十年一路走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不斷努力探索，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表述代表了近年來的認識，那就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缺一不可的。民營經濟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其機制靈活，對市場反映靈敏，“船小好調頭”，也能創造大量就業，是非常活躍的市場主體。

　　改革開放以來，福建、廣東和浙江這3個沿海省份營商環境寬松，商業文明被充分激活，民營經濟迅速崛起。從1978年到2017年，3個省份GDP總量都擴大了400倍以上。而相比之下，東北老工業基地由于市場化改革和營商環境建設相對滯后，民營經濟的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區域經濟增長就相對乏力。

　　民營經濟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一個地方市場化程度越高，民營經濟就越活躍和發達，經濟發展就有活力。新時代，我們要以改革創新的精神，以改革創新的辦法，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進一步優化區域營商環境，推動民營經濟走向更高質量、更加均衡的發展。

　　如果沒有民營經濟的提升，高質量發展就不可能真正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民營經濟的提升，同時高質量發展也會給民營經濟的提升帶來大量新的戰略性機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曾經建議，企業如果想打造成百年老店，成為市場經濟的長青樹，在高質量發展中，企業除了既要練好硬的武功，包括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也要練好軟功夫，包括改善公司治理體系、開拓視野、創新意識、提升管理等，只有做好這些功課，民營經濟的自我提升才能夠真正得到可持續發展。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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