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全面小康突出短板在“三農” 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2020年是全面小康之年，也是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明年“三農”工作如何開展異常關鍵。

　　12月20日至21日召開的2019年中央農村會議，分析當前“三農”工作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打贏脫貧攻堅戰，研究部署2020年“三農”工作。

　　根據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公布的數據，預計2019年我國減貧人口將超1000萬。截至今年底，95%以上的貧困人口可以脫貧，90%以上的貧困縣可以摘帽。

　　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難點在“三農”，短板也在“三農”。在“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群體居住于農村，收入來源主要是農業，這就要求必須做好“三農”工作，來助力脫貧攻堅戰。

　　會議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要一鼓作氣、乘勢而上，集中力量全面完成剩余脫貧任務。

　　“三農”短板關系到脫貧攻堅戰

　　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必須深刻認識做好明年“三農”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會議明確提出，堅決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堅決補上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短板，切實發揮好“三農”壓艙石作用。

　　會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突出的短板在“三農”，要多渠道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小云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雖然總體來看，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就脫貧攻堅來講，它的意義是重要的。在貧困地區，特別是“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農民生計的主要來源依然還是農業。在大多數貧困地區，達到60%-70%。而且，自從精準扶貧以來，大部分產業扶貧的項目也主要是是農業。

　　他說，農業發展是不是穩定可持續，與能否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有著直接關系。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邢成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農業是農民增收與貧困人口脫貧的基礎保障，沒有農業的發展與提升就不會有農民的脫貧。當前，產業扶貧主要是農業產業扶貧。

　　在他看來，“三農”的短板，核心在于農民的收入增長雖有一定速度但其絕對數仍較低，從貧困戶脫貧到實現小康生活仍有較大差距。從農業的角度看，小農生產與現代農業銜接依舊不暢，中國農業大而不強的情況依然存在；從農村的情況看，多數村集體經濟仍較為薄弱，雖然有一些貧困村的集體經濟在扶貧工作中有所提升，但發展可持續性仍有待加強。與此同時，非貧困村因缺乏扶貧支持，反而在基礎設施和集體經濟等方面落后于貧困村，鄉村振興所依賴的村莊人力、資源、經濟和金融基礎薄弱。

　　對于剩余脫貧任務，邢成舉稱，主要是依托社會兜底脫貧的任務，從人口構成上看，主要是低保五保殘疾人和因病喪失勞動力的人口，他們的脫貧除了要繼續加強兜底扶貧工作外，還要探索更加多樣的幫扶機制，如社會幫扶，分紅幫扶和資產收益幫扶等。

　　絕對貧困之后的“相對貧困”

　　到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之后，脫貧攻堅戰的重心將轉向“相對貧困”。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今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提到，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返貧，及時做好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幫扶。要堅持現行脫貧標準，確保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要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總體穩定，抓緊研究接續推進減貧工作。

　　在脫貧攻堅最后收官階段，我國還建立了返貧監測預警機制。目前，重點監測兩方面數據，一是已經脫貧摘帽的貧困人口中，還有400萬人左右存在搖擺，可能因災、因病、因產業、因市場出現出現返貧問題；二是在國家貧困線附近的邊緣人口，根據各省測算，也有大約400萬人。

　　邢成舉表示，要鞏固脫貧成果，首先是要做到保持既有扶貧工作的力度和連續性，同時做到易返貧人口的動態檢測機制，對扶貧工作中存在的風險點進行有效預防，重點做好教育醫療和產業的持續幫扶工作，繼續加強扶貧資金的保障與投入，同時注意對收入分配政策進行優化與完善。

　　對于未來的“相對貧困”，李小云表示，絕對標準下的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之后，并不意味著貧困的消除，貧困問題還會以相對形式存在。在未來的扶貧工作中，“相對貧困”會成為核心內容。

　　要解決相對貧困，他認為，主要是緩解和縮小城鄉差距，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其中，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是長效機制的核心，比如教育、衛生、社會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城鄉差距問題，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來加以解決。

　　中國扶貧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劉文奎對記者表示，打贏脫貧攻堅戰并不能完全消除貧困的現象，脫貧之后扶貧措施是不是還會繼續有效，原來脫貧的人是否會返貧，這些問題就變得尤為關鍵。只有可持續的脫貧，脫貧攻堅才算真正完成。

　　另一方面，扶貧工作投入了大量的政府、社會資源，鄉村得到發展，基礎設施得到改善，但是貧困戶和一般的農戶是否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好處？借脫貧攻堅戰略讓村民真正發展起來，這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最困難的。

　　劉文奎認為，貧困鄉村實現可持續的產業扶貧需要完成兩個轉變，實現一個定位。其中，兩個轉變分別是轉變觀念和轉變經營方式。目前，貧困鄉村發展最大的問題在于落后的小農生產方式。這種單家獨戶的生產方式經營規模較小、較分散，是制約農村產業發展的最大瓶頸。而提高生產規模，讓村民形成合作，最大的障礙在于轉變傳統的生產觀念。扶貧基金會通過合作社的方式來解決這兩個問題，在實現兩個轉變的基礎上搞產業化、做產業項目，關鍵在于以市場為導向，找到現在村莊合適的定位。村莊有什么資源、適合發展什么、具不具備這個能力，這些問題都要通過分析，做出準確的定位。

　　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

　　豬糧安天下。會議也特別提出，保障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始終是“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要下大力氣抓好糧食生產”，“要加快恢復生豬生產”。

　　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9年糧食總產量66384萬噸，同比增長0.9%，創下歷史最高水平。這背后是糧食單產水平的提高和糧食總播種面積的下降。一降一升的背后，折射出來的是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今四年來的改革成效。

　　國家統計局農村司高級統計師黃秉信解讀糧食生產情況稱，2019年，農業領域推動“藏糧于地、藏糧于技”落實落地，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保障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的同時，穩步推進耕地輪作休耕試點工作，調減低質低效作物種植，擴大大豆、雜糧等優質高效作物種植規模，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作物，全國糧、經、飼種植結構進一步優化。

　　業內評價，這四年來，改革效果正在顯現。就糧食產量方面，對接國內外市場需求，中國正在充分發揮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以打造“三區”，即糧食生產功能區、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和特色農產品優勢區為基本框架，在全國范圍內，形成長期管用的農業生產力布局。

　　關于農民種糧積極性，邢成舉提到，首先是種糧補貼等補貼政策，對農民積極性的提升十分有限，不種地而獲得種糧補貼的情況較為突出，糧食種植的低效益也使得小規模的農業生產缺乏吸引力，大量勞動力轉向非糧生產，大量土地流轉后也都是從事非糧食生產，土地拋荒的情況在部分區域有蔓延的趨勢。

　　自非洲豬瘟以來，我國生豬產業受到嚴重影響。由于豬肉占我國居民四大肉類(豬、牛、羊、禽肉)消費比例的62-63%，生豬供應的多寡直接影響著我國肉類供應，并影響整個肉類市場價格。

　　12月6日，農業農村部印發《加快生豬生產恢復發展三年行動方案》提出，像抓糧食生產一樣抓生豬生產，并且提出“今年要盡快遏制生豬存欄下滑勢頭，確保年底前止跌回升，確保明年元旦春節和全國‘兩會’期間豬肉市場供應基本穩定；確保2020年年底前產能基本恢復到接近常年的水平，2021年恢復正常”的目標。

　　中央農村會議再次提出，“落實扶持生豬生產的各項政策措施”，這是“穩產保供”的關鍵。（邵海鵬）

　　轉自：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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