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經濟工作怎么干？中央重磅定調釋放9大政策信號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未來經濟發展和政策走向的重要風向標。

　　12月16至18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總結2020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1年經濟工作。

　　會議指出，經過5年持續奮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新的歷史性成就，“十三五”規劃主要目標任務即將完成。會議強調，明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

　　記者將三年來的會議重要內容進行梳理，用圖表的形式呈現，今年主要有以下變化：

　　2021年經濟工作怎么干？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9大政策信號：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不急轉彎；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房住不炒；強化反壟斷；穩定宏觀杠桿，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等等。

　　1、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背景下，我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前三季度我國經濟實現0.7%的增長，四季度經濟增速有望在7%左右，全年預計能實現2%左右的增長。

　　由于今年疫情沖擊下中國經濟基數較低。在低基數作用下，明年經濟增速預計將達到8%左右的水平。但這一增速來源于低基數，并不具有可持續性，一些經濟學家測算2021-2025年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在5.5%左右。

　　此次會議指出，必須清醒看到，疫情變化和外部環境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我國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要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科學精準實施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當前中國經濟仍在持續穩定復蘇，但2021年會面對很多變數。外部環境依然嚴峻復雜，海外疫情不管是持續、還是得到全面控制，都會出現一系列復雜環境。中國前期超常規政策面臨退出，如何實現政策平穩退出，還能有效防范風險，也面臨考驗。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總經濟師張永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2021年面臨的不確定性，包括疫情存在反復，經濟的外部環境不是很好；國內來看，到11月份消費仍然未恢復正常水平，未來仍需要積極擴大消費；今年在政策支撐下，下半年投資實現了較高的增長，明年投資是否能保持較高增速，仍然有不確定性。

　　“2021年要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也充分體現在這次會議中。2021年要抓好的幾大重點任務中，包括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解決好種子、保障糧食安全等，都是由安全問題演化出來的。”劉元春表示。

　　2、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不急轉彎

　　在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經濟穩步恢復：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長3.2%，三季度增長4.9%。在宏觀經濟增長恢復后，市場人士也在關注、討論超常規政策的退出問題。

　　本次會議指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要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時度效。在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的背景下，宏觀政策不會大幅收縮，依然會保持一定的度。

　　劉元春表示，宏觀政策不急轉彎，意味著超常規政策向常規政策調整，但不會過大收縮，政策不會出現斷崖式變化。像今年名義GDP增速大概在3%左右，但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在13%左右，這屬于超常規政策。2021年預計GDP增長8%左右，名義GDP在9%以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意味著社融增速在13%左右，相比今年的增速沒有明顯收縮。2021年名義GDP強勁回升的背景下，貨幣供應與之相匹配，相應會帶來宏觀杠桿率的基本穩定。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趙全厚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不急轉彎，意味著積極財政政策力度會有所收縮，但不會收縮太厲害。明年我國經濟增速會比較高，預計財政收入也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當前生產活動大體恢復正常，2021年赤字率可以降到3%左右，明年仍有防疫需求，抗疫特別國債可以繼續發行，專項債規模可以維持今年的水平不變。今年疫情沖擊之下，地方化解隱性債務的步伐不變，明年也要按既定計劃繼續推進。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志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積極財政政策強調提質增效，還要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這些都需要財政支持。

　　明年經濟增速會加快，財政收入形勢會相對較好。積極財政政策會延續現有節奏，保持適度擴張。很多項目具有連續性，今年做了，明年也要資金接續。2021年赤字率在4%以內，都是可以接受的，專項債應保持適度擴張。

　　張永軍表示，今年為了對沖疫情影響，加大了財政政策力度，確實對擴大投資有幫助，但這些項目不是短期就能建完的，今年新開工的項目，后續仍要盡快建設好、發揮作用，所以積極財政政策要保持連續性。今年赤字率在3.6%以上，在編制財政預算時我國經濟正面臨疫情的很大沖擊，一季度經濟大幅下挫了6.8%，隨著經濟形勢出現好轉，2021年赤字率應該會有所下調，抗疫特別國債和專項債規模應該不會有明顯的增加。

　　張永軍表示，“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具有很明確的指向性。預計2021年經濟增長8%左右，市場上有的預期在9%甚至更高，如此來說就意味著明年貨幣供應量增速可能跟今年差不多。但是貨幣政策的效果存在較長的時滯，2020年和2021年應該放在一起來看，2020年貨幣投放量顯然明顯高于GDP名義增速，若將這兩年綜合考慮，建議2021年貨幣供應量可適當低于名義GDP增速。

　　3、財政政策要更可持續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在疫情沖擊后，財政政策的定調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大力提質增效”。在今年的政策實踐中，主要有赤字率突破3%達到3.6%、發行新增專項債3.75萬億、發行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等措施。

　　本次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更可持續，保持適度支出強度，增強國家重大戰略任務財力保障，在促進科技創新、加快經濟結構調整、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

　　所謂可持續可能指向政府債務。今年地方債額度大幅增長后，地方政府債務率已接近紅線，后續大幅增長的空間壓縮。

　　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近期表示，根據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的需要，以及財政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科學分析政府舉債空間，合理確定地方政府舉債規模，保持政府總體杠桿率穩定。在宏觀經濟好轉后，法定債務，特別是專項債務規模要逐步“退坡”，防止形成路徑依賴和債務風險持續累積。

　　市場預計2021年新增專項債規模可能回落至3萬億左右。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示，隨著國內經濟的逐步修復，逆周期政策托底力度可以適當減輕；同時考慮到全球經濟與貿易格局的不確定性，后續仍需保有充足的政策空間，財政政策應該考慮適度“退坡”。中性預期之下，2021年的赤字率或將下調至3.0%，新增專項債額度則可能按照3萬億安排。

　　4、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提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疫情影響下，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今年，央行多次降準降息，政策利率(7天逆回購、一年期MLF利率)下調30B)。不過這些貨幣政策操作主要在上半年，下半年貨幣政策已邊際收緊。

　　本次會議則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貨幣政策表述從靈活適度變為了靈活精準、合理適度，合理適度指向市場流動性水平，精準則意味著今年直達實體經濟的貨幣政策可能會繼續創新。

　　今年6月1日，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兩項創新直達實體經濟的政策工具出臺。其中一大特點為直達性，將貨幣政策操作與金融機構對企業的支持直接聯系，確保精準調控。

　　近日央行副行長劉國強撰文指出，下一步宏觀層面要搞好貨幣政策跨周期設計；微觀層面要健全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如對于需要長期支持的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要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探索建立直達實體經濟的長效機制，疏通金融體系流動性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

　　5、穩定宏觀杠桿，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

　　業界有時也用M2或者社融除以GDP衡量一個經濟體的宏觀杠桿率。考慮到今年名義GDP增速低于M2、社融增速，宏觀杠桿率階段性升上。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發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前三季度宏觀杠桿率增幅為27.7個百分點，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70.1%。各部門杠桿率均出現上升，企業部門、居民部門、政府部門杠桿率分別上升了12.7、8.4、6.5個百分點。

　　此次會議指出，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表示，未來保持宏觀杠桿率穩定，一方面來自于經濟基本面趨穩的貢獻，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信貸、社融等實體部門負債端數據將經歷壓降的過程，預計明年信貸新增約19萬億、社融新增約32萬億，較今年分別回落約1萬億、3萬億。

　　金融風險方面，此次會議特別提到隱性債務化解、逃廢債。會議明確表示，完善債券市場法制，打擊各種逃廢債行為。

　　今年10月，永煤等國有企業債券的違約沖擊了債券市場，其中市場的一個擔憂就是企業的逃廢債。“我們并不怕債券違約，也不怕AAA國企違約，而是發行主體欺詐發行、逃廢債等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處罰，市場生態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北京地區某私募基金信用債投資主管直言。

　　“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步打破剛兌是應有之義，但絕非發行人‘借坡下驢’，以轉移資產、挪用資金等方式惡意逃廢債。”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表示。

　　會議還表示，要抓實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工作。記者了解到，2018年監管部門對隱性債務完成統計并要求地方上報隱性債務化解方案，明年將是地方推動隱性債務化解的第三年。

　　從地方公布的化解方案看，主要通過“統籌資金，償還一批；債務置換，展期一批；項目運營，消化一批；引入資本，轉換一批”等方式化解。但一些地方存在虛假化債。

　　浙江審計廳今年7月披露，2個縣有77.59億元債務未納入政府隱性債務管理。如平湖市為建設12個政府公益性項目舉借的43.74億元債務未納入政府隱性債務管理。此外，5個縣將融資平臺公司承擔的政府隱性債務225.41億元轉列為經營性債務依據不足。

　　6、繼續提“房住不炒”，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房地產事關經濟增長、金融穩定等方方面面，“房住不炒”大原則不會動搖，“三道紅線”等已經將龍頭房企納入宏觀審慎監管并推動其去杠桿。不過，在此過程中，也不允許房地產行業出現系統性問題，平穩健康發展仍是目標。

　　此次會議將“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單獨作為一項任務列出，凸顯其重要性。本次會議提出，住房問題關系民生福祉。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考慮到當前部分城市房地產市場上漲預期相對強烈，為維持房地產市場穩定，部分城市存在調控加碼收緊的可能。

　　會議對租賃市場著墨較多，意味著未來將對租賃領域將加大供應，并加強調控。會議提出，土地供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劃。

　　一些與房地產和土地市場相關的要點，值得被關注。

　　關注點一：時隔三年，房地產問題再次單獨成段

　　從2018年開始，房地產領域的工作部署連續兩年被放在民生問題下，與其他民生問題并列成段。

　　但今年，房地產問題與2017年一樣，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上被單獨列為一個具體問題，進行相關工作安排。

　　分析人士指出，在2016、2017年，房價上漲問題較為突出。今年關于房地產的表述不僅文字較多，并且地位也有所上升，反映了當前中央對房地產問題重要性的研判。

　　關注點二：“大城市住房問題”是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與過去幾年，提及房地產問題時，強調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不同，在今年的表述中，被放在首句的則是“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大城市住房出了什么問題？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一是房價貴的問題，所以會議緊接著就強調了“房住不炒”和“促進房地產平穩健康發展”。

　　二是如何滿足市民的居住需求問題，大城市住房供求失衡，所以這幾年提出發展租購并舉，本來就是要增加住房供應，滿足居民租房需求。

　　但這又引出來第三個問題，就是今年以來，長租公寓市場頻頻“暴雷”，蛋殼、自如等頭部運營商都被曝出糾紛事件，如何維護租戶權利，成為了新的問題，所以這次會議才會專門強調“要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整頓租賃市場秩序，規范市場行為，對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

　　關注點三：堅持“房住不炒”，調控力度難放松

　　本次會議提到，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并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房住不炒”，在近期多個重要會議都被強調。11月4日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到，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租購并舉、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12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要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分析認為，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意味著未來樓市調控仍將保持現有基調，整體力度上或難有放松。

　　關注點四：未提及“長效機制”，房地產稅出爐尚遠？

　　201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綜合運用金融、土地、財稅、投資、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國情、適應市場規律的基礎性制度和長效機制，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其中，“財稅”手段，被認為是房地產稅。因此，一直以來，房地產稅就被認為是長效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述政治局會議、“十四五”規劃建議，甚至政府工作報告，今年的多個重要會議，都未提起“長效機制”。

　　另外，今年5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則將關于房地產稅的表述，從此前的“穩步推進”又改回了最早的“穩妥推進”。

　　因此，結合上述種種，也有觀點認為，雖然房地產稅立法的大方向沒有變，但房地產稅來臨的腳步，則可能已經放緩。

　　關注點五：未提及土地制度改革

　　“十三五”期間，以土地制度為代表的基礎性改革，一直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重點工作。

　　2016年提到兩處，分別是推進改革部分時提到的“要完善跨部門的統籌機制，加強對財稅、金融、土地、城鎮化、社會保障、生態文明等基礎性重大改革的推進”，和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部分提到，“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明晰農村集體產權歸屬，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利。統籌推進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

　　2017年有兩處提及，分別是在確定“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部分提到的，“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推進基礎性關鍵領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和在鄉村振興部分的“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清除阻礙要素下鄉各種障礙”。

　　2018年也在兩處提到，分別是宏觀政策定調部分的“結構性政策要強化體制機制建設，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深化國資國企、財稅金融、土地、市場準入、社會管理等領域改革”和鄉村振興部分提到的“要總結好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經驗，鞏固改革成果，繼續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2019年：要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加快金融體制改革。

　　其中，又以2019的提法最為簡略，但方向最為具體。明確指出了“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結合2019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提出的“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土地管理靈活性，使優勢地區有更大發展空間”，這在當時被認為是土改即將“大邁步”的前兆。

　　但在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涉及土地問題的表述中，主要是談及租賃土地供應的具體問題。這是“十三五”以來首次，沒有提及推進土地制度的基礎性改革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關注點六：老舊小區改造能否成為促內需合格抓手

　　與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一致的是，老舊小區改造被放到了促內需板塊。會議在部署“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相關工作時稱，要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建設現代物流體系。

　　實際上，多年來，由于房地產行業對上下游產業的強大拉動作用，一直被認為是促內需的重要抓手。

　　而隨著“房住不炒”政策的落實、房企“三道紅線”的確立和疫情的多重影響下，雖然房地產投資依舊保持著較高位的增長，但主要是土地購置費拉動，在真正拉動內需的建安投資上，則表現疲軟。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前11月商品房新開工面積同比下降2.0%，但遲遲未能轉正。土地購置面積上，前11月則同比下降5.2%，降幅持續擴大。

　　多位分析人士都在解讀此數據時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如果房地產領域調控不放松，明年的房地產投資可能那樣以維持當前6%左右的增長。

　　因此，老舊小區改造能夠多大程度的代替房地產開發，在促內需上能起到多大作用，成為一個問題。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數據顯示，2019年以來，全國已開工改造城鎮老舊小區5.8萬個，惠及居民1043萬戶。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新開工改造城鎮老舊小區3.9萬個。到11月底，今年計劃改造的城鎮老舊小區已全面開工。

　　但具體能帶動多大的投資，則還沒有具體的估計。此前，有老舊小區領域的從業者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北京約有5100個樓齡在20年以上的老舊小區，涉及243萬套住房。預計北京老舊小區改造的平均總投入資金應該在每平方米1000到1300元之間，照此計算，投資額度將在1800億元以上，疊加智慧社區、新基建等項目的投入，投資額度將達到2000億元以上，而如果要在未來五年完成“基礎類”“完善類”和“提升類”三類改造，平均每年將會拉動超過400億元的投資。

　　7、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科技反壟斷已是全球現象，科技巨頭形成壟斷，可能通過影響力來收取更高價格，不利于消費者；控制在線商務、內容和通信的關鍵領域，吞噬其他行業利潤；削弱競爭并壓制創新。中國更需要硬科技的突出，而非無序的模式創新甚至監管套利。

　　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期表示，大型科技公司往往利用數據壟斷優勢，阻礙公平競爭，獲取超額收益。傳統反壟斷立法聚焦壟斷協議、濫用市場、經營者集中等問題，金融科技行業產生了許多新的現象和新的問題。“我們可能需要更多關注大公司是否妨礙新機構進入，是否以非正常的方式收集數據，是否拒絕開放應當公開的信息，是否存在誤導用戶和消費者的行為等等。”郭樹清表示。

　　會議指出，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國家支持平臺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支持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要依法規范發展，健全數字規則。要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要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行。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副院長趙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無論是11月10日，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有關平臺經濟反壟斷指南公開征求意見，還是12月7日，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社會建設實施綱要(2020-2025年)》明確指出，網絡不是法外之地，要對網絡直播、自媒體、知識社區問答等新業態，以及算法推薦等新技術應用領域，都會制定相應管理辦法，我國互聯網領域法治框架會不斷完善。

　　“隨著我國網絡空間法治化程度的提高，互聯網創新環境和前幾年相比會有重大變化。以前互聯網總體有一種‘贏家通吃’的現象，通過燒錢來擴大市場份額，追求羊毛出在狗身上。隨著互聯網領域法制框架的不斷完善，各大互聯網平臺會更加注重合規經營，以技術創新作為核心競爭力，同時兼顧公平競爭，是其未來發展的主要趨勢。”趙萍表示。

　　8、需求側改革調整為需求側管理

　　12月11日的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到“需求側改革”，引起市場關注。自2015年以來，供給側改革穩步推進，但當前我國需求側仍有一定的結構性問題，體現為地產、基建強勢而消費相對弱勢。需求側改革的推出正是為了解決當前國內需求的結構性問題。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類比，國內類似日本馬桶蓋的產品太少了，因此要供給側改革增加這類產品的供應；買得起這類馬桶蓋的人還需增加，因此要推動需求側改革。從政策思路上看，這要求更加注重國內需求結構的均衡優化，與傳統意義上的地產、基建等需求刺激政策具有本質區別。

　　本次會議提出，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側管理，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近日發表演講時稱，中國要擴大國內需求，使國內需求的增長能夠快于出口的增長，彌補出口增幅放緩帶來的供需缺口；使居民消費的增長快于政府消費的增長，快于投資的增長同時也要快于出口的增長；適當降低政府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適當降低企業部門，特別是銀行業、房地產業、信息服務業收入占國民收入的占比。

　　9、部署明年八項任務

　　明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在關注短期經濟工作的同時，會議更加關注長期問題，重點在構建經濟發展新格局方面。本次會議圍繞這一戰略目標提出了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等八項任務，任務數為三年最多。

　　會議明確了明年的八大重點任務，分別是：

　　一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二是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

　　三是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

　　四是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五是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

　　六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七是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

　　八是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

　　劉元春表示，這次會議召開在關鍵戰略時點上，宏觀政策強調科學精準，與中長期戰略的匹配度，是歷年來最高的一次。比如，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把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第一個重點任務。通過構建一些重大科技平臺，既能帶來短期擴張效應，也為中長期戰略做鋪墊。再比如，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這既是對“安全”的重視，短期內也能帶來內需的擴張。

　　張永軍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今年把農業問題提到很高的高度，要求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這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密切相關，因為要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格局，農業、農產品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大豆等農產品進口規模大，與國內單產低、生產成本高有很大關系，通過育種等措施改良品種，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提高國內產品的競爭力，壯大國內循環。

　　會議指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劉元春表示，不同于以往的需求管理，2021年擴內需的部署更為深入，要求在合理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擴消費的幾大重點，包括促消費、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等，既要推動短期需求擴張，還要進行深層次利益結構調整。

　　今年積極財政政策也要求在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

　　張永軍表示，財政政策如何在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一方面稅收本身有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調節支出結構，比如擴大公共消費，包括增加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這也可以對調節收入分配發揮作用，有的方面其效果比增加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更明顯。

　　趙全厚表示，明年積極財政政策要在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這需要與需求側改革相結合，在促消費上做文章，包括推進家電下鄉、困難群眾保障政策等；另外，是否相應調降個人所得稅，也是可以探討的。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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