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汽車產業大而不強，原有產業政策亟待調整

　　中國汽車產業大而不強，已是不爭的事實。其中，產業政策難辭其咎。在現階段，原有的汽車產業政策受歷史局限性影響，調整和修訂已迫在眉睫。

　　我國現行汽車產業政策的不足

　　中國的汽車產業政策，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具有管制性特征與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汽車行業實施了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汽車企業的投資、合資企業的成立與投資等均需進行嚴格的審批或核準。

　　在汽車產業政策中，以政府的判斷和選擇代替市場選擇的特征尤為明顯。它體現在政府選擇特定的技術路線、特定的產品、特定的企業進行扶持。在對產業組織結構、生產企業及企業規模的選擇上，具有強烈的“扶大限小”特色，以實現市場集中和形成大企業集團，這實質上是試圖代替市場競爭性集中過程與優勝劣汰機制。

　　汽車產業政策為在位大型企業提供保護，導致市場競爭并不充分。目前的管理制度下，并不是符合準入規定的企業和產品就能進入公告目錄，國家發改委對汽車行業準入有最終的決定權。同時，大型汽車企業集團在獲得項目審批上有明顯優勢，如國家在合資審批過程中，嚴重傾向于其重點扶持的大型企業集團，規模略小的汽車企業無論在獲得合資審批的機會還是合資的范圍，都受到極大限制。此外，現有的政策體系還為汽車行業的潛在進入者、非轎車類汽車企業進入轎車行業設定非常高的進入壁壘。如果說日本汽車產業政策的特點是“對外保護”、“對內競爭”的話，那么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特點除了“對外保護”，對內也嚴格管制市場與限制競爭，保護在位企業，尤其是大企業。

　　這種政策模式下，優勝劣汰機制難以發揮出有效作用，企業缺乏足夠競爭壓力。同時，汽車企業熱衷于獲取審批，尤其是熱衷于獲得合資資格、擴大合資范圍、擴大產能等方面的審批。本土車企普遍缺乏創新的壓力和動力，技術吸收與再創新的能力不強，過度依賴政府的保護。此外，扶持特定技術路線，將研發投入強度、是否特定技術路線的研究開發及是否生產特定產品與扶持政策掛鉤，導致大量低水平重復性研究，這在電動汽車領域尤為明顯。

　　日韓汽車產業政策對我國的啟示

　　日本汽車產業能夠獲得成功，產業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對外保護、對內競爭”是日本汽車產業政策的主要特征。“對外保護”，是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將歐美發達國家的汽車企業拒之于日本市場門外，為本國企業的發展提供相對寬松的市場環境；“對內競爭”，指的是國內市場對所有本國汽車企業開放，營造公平競爭的氛圍。1961年，日本產業政策制定部門通產省曾提出“三大集團”設想，欲將當時的8家汽車制造廠組建成三個集團，禁止其他企業進入汽車行業。但是該政策在業界的強烈反對下，最終未予實施，從而確立了“對內競爭”的思想。

　　1978年，日本政府實施了當時世界上最嚴格的能效、排放、噪聲標準，迫使汽車生產廠商改進和革新生產技術，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日本汽車企業在低能耗、低排放、汽車輕量化方面形成技術優勢。

　　再看韓國。上世紀90年代以前，韓國在發展汽車產業的過程中，也曾采取限制準入和扶持大企業的政策模式。但韓國政府對于某家汽車企業是否采取重點扶持，取決于該企業在國際市場的表現，表現不佳，政府會取消對其的扶持政策，從而倒逼車企參與國際競爭。通過在國際市場的歷練，韓國汽車企業提升了質量與效率，并積極進行技術創新。上世紀90年代以后，韓國政府取消對汽車行業的準入管制。

　　汽車產業政策的調整方向

　　中國若想從汽車大國走向汽車強國，必須提高本國汽車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就迫切需要調整汽車產業政策的取向與重點。

　　第一，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取向應由“管制市場、限制競爭”，轉為放松管制、維護公平競爭，并進而為汽車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政府應取消除安全、排放與能效等領域以外所有不必要的審批或核準。

　　第二，產業政策的重點應放在對于汽車企業技術研發活動的普遍性支持，建立健全汽車產業多層次人才（包括高素質的產業技術工人、優秀工程師、技術創新與研發領軍人才、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素質管理人才）的培養體系，大力支持汽車通用與基礎技術的研發和擴散等。

　　第三，中國汽車產業政策還應加快推動汽車排放、質量、能效、安全等標準，全面接軌發達國家水平，加強汽車消費者權益保護力度并建立健全相應制度，增強汽車及其零部件銷售渠道的競爭性。（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市場與投資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中國汽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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