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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國石化經濟技術研究院發布中國能源發展中長期預測報告《中國能源展望2060（2025年版）》。本期介紹其對我國能源的總體展望分析。
該報告設置了協調轉型、安全挑戰、綠色驅動三大情景。三者均以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為目標。在協調轉型情景下：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增幅正在收窄，能源產業存量競爭明顯加劇。2024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59.7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4.3%，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首次超越石油，增至19.7%。在“強慣性”和“新動能”共同作用下，預計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持續增長，于2030年后進入平臺期，在此期間，非化石能源對總量的增長貢獻率有望超過80%。從2035年到2060年，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將從大約69.4億噸標準煤的峰值降至59.5億噸標準煤左右。
本版文字由 中國石化經濟技術研究院產業發展研究所 提供
一次能源：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峰值將在“強慣性”和“新動能”共同作用下推遲、提高
2024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達59.7億噸標準煤，比上一年增長4.3%；非化石能源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首次超越石油，增至19.7%。
在“十四五”以來能源消費超預期增長形成的“強慣性”及數智化轉型、新能源產業化發展帶來的“新動能”共同作用下，我國能源消費將更晚達峰、峰值更高。
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增速呈現“3-4-2-1”階段性特征。
“3”是指“十三五”時期，得益于產業結構和用能結構快速優化，我國一次能源消費年均增速降至3%以下。
“4”是指“十四五”時期，一方面受經濟周期和轉型階段影響，傳統行業能耗強度回彈；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創造了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費新動能，我國能源消費年均增速反彈到4%以上。在協調轉型情景下，2025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將增至61.6億噸標準煤，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達21.1%。
“2”是指“十五五”時期，預計由新動能驅動的能源需求增長，快于傳統行業轉型帶來的用能壓減，能源消費總量將保持增長但增速有望回落至2%左右。在協調轉型情景下，到2030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將增至67.5億噸標準煤，煤炭消費占比跌至46.5%，油氣消費合計占比穩定在26%以上，非化石能源占比達27%。
“1”是指“十六五”時期，我國將進入年均增速小于1%的能源消費峰值平臺期。在協調轉型情景下，預計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有望于2035年增至69.4億噸標準煤左右的峰值，屆時非化石能源占比達35.6%、與煤炭（39.4%）接近。在安全挑戰情景下，電氣化轉型減速、化石能源退出放緩，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將在2030~2035年增至68.5億噸標準煤左右的峰值，屆時非化石能源占比達31%。在綠色驅動情景下，電氫消納問題被及時破解，非化石能源加快替代化石能源，一次能源消費總量或持續增長至2035~2040年，峰值將超過71億噸標準煤。
展望遠期，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下降和結構演變將主要受電氫化替代和發電結構轉型影響。2035~2060年，發電用能在我國一次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將從60%左右增至80%以上。
在協調轉型情景下，2030年前，電力將成為我國終端第一大能源品種，2040年前，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比將突破50%，2045年前，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將增至50%。我國一次能源消費總量將自2045年較快下降，到2060年降至59.5億噸標準煤，較峰值水平下降14%。
整個展望期內，我國能耗強度持續下降，人均能源消費量維持增長。到2060年，能耗強度降至現狀的1/3，人均能源消費量比現狀水平提升25%（均不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費量）。
終端能源：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將于“十五五”中后期進入平臺期，達峰階段電力消費的增長貢獻率有望接近100%
2024年，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為42.6億噸標準煤，比上一年增長3.8%，電氣化率提升至28.5%。預計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將于“十五五”中期進入平臺期，并于2030年前后達峰，峰值在46億噸標準煤以上，達峰階段電力對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貢獻率高達99.5%。到2060年，預計我國終端能源消費總量將降至31.5億噸標準煤，屆時，我國電氣化率將達到60%，電氫化率將達到71%。
電力消費量有望在“十五五”期間超越煤炭，成為終端第一大能源品種，并成為驅動終端能源消費總量增長、達峰的首要因素。在協調轉型情景下，受存量替代和增量刺激共同影響，當前至2030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將以年均4.7%的速度較快增長。存量替代方面，2030年我國電動汽車用電量將達到3500億千瓦時左右，替代約7000萬噸汽柴油消費量；增量刺激方面，2030年我國數據中心規模將超過3000萬標準機架，產生5000億千瓦時以上的用電需求。預計我國全社會用電量將于2025年、2030年和2035年分別達到10.4萬億千瓦時、13萬億千瓦時和15萬億千瓦時，到“十五五”期初，電力將成為終端第一大能源品種，電力消費占比增至30%，到2030年，電力消費占比將進一步提高至34%。
我國終端化石能源消費量將先于終端用能總量在“十五五”中期達峰，占比將于2040年前后跌至50%。我國終端煤炭、石油、天然氣直接利用總量在2024年達到28.1億噸標準煤，占能源消費總量比種66%，預計于2027年前后達峰。到2040年，我國終端天然氣消費量達峰，屆時終端化石能源消費總量降至21億噸標準煤。到2060年，預計終端化石能源消費總量降至8億噸標準煤，其中天然氣消費占比超過50%。
能源轉型在“綠色低碳”和“經濟高效”兩個維度間存在張力。我國人均終端能源消費量在2024年達到3噸標準煤，預計將于2035年前后達峰，峰值為3.3噸標準煤，到2060年降至2.8噸標準煤。然而，我國人均一次能源消費量在整個展望期內均保持增長態勢，主要原因是隨著電氫化轉型的深入，終端非化石能源消費規模和占比將在2030年后快速增長，使得能源轉型在綠色低碳效果和加工轉換效率之間的張力更為凸顯。
轉型路徑：我國能源轉型即將由增量分享向存量競爭階段過渡，消納瓶頸影響近中期轉型路徑
我國能源轉型遵循“先立后破”路徑。隨著能源消費總量增速的減慢、增幅的收窄，我國能源轉型階段將從增量分享向存量競爭過渡。近中期來看，由于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的大規模消納存在技術經濟性局限，在協調轉型情景下，預計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量的年均增速將從“十四五”時期的10%降至“十五五”時期的7%。
煤炭和石油消費將在“十五五”期間先后達峰。從消費占比看，我國煤炭和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的占比已然處于下降區間。從消費規模看，受鋼鐵、建材等傳統制造業用煤加快下降及發電用煤維持增長的疊加影響，我國煤炭消費總量將于“十四五”末進入峰值期平臺，并于“十五五”時期內開始下降，“十五五”期間，煤炭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貢獻率為負；新能源汽車的超預期滲透使我國交通用油在2024年達峰，隨后較快下降，預計在化工產業托舉下，我國石油消費總量將持續增長至“十五五”中期，此后，石油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貢獻率也將由正轉負。
太陽能、風能、天然氣等清潔能源若要“立”得住、頂得上，當務之急是解決消納問題。2024年，我國光伏、風力發電量合計達1.81萬億千瓦時，約為2020年的2.5倍。波動性清潔電源迅速增長引發的供給安全和終端消納問題日漸凸顯，近中期，我國光伏、風力并網發電量和發電裝機規模增速將先后放緩，隨之帶來非化石能源消費增速的下降。預計在我國能源消費達峰階段（2024~203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量將增長13億噸標準煤，增幅超過100%，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貢獻率高達130%，主要在滿足增量用電需求、替代存量高碳電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天然氣作為能源轉型的“橋梁”，在我國“先立后破”的轉型路徑中被寄予厚望，在工業替煤、交通替油、燃氣發電等領域有極大發展潛力，同時也面臨用氣經濟性、供氣穩定性等挑戰。預計在我國能源消費達峰階段（2024~2035年），天然氣年消費量將從4300億立方米大幅增至6060億立方米，對能源消費總量的增長貢獻率為24%。
二氧化碳：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正在進入平臺期，大概率將于“十五五”中后期實現碳達峰
2024年，我國能源活動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106.6億噸（除化工產品固碳部分），正在進入平臺期。在協調轉型、安全挑戰和綠色驅動三大情景下，預計我國均能實現2030年前碳達峰目標，碳排放峰值在108億~112億噸。到2060年，在三大情景下，我國均需要保留一定的化石能源消費需求，從而產生18億~24億噸的能源活動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需借助CCUS、生態碳匯等措施以實現碳中和目標。
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的發展變化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當前至2030年為碳排放達峰期。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的達峰時點、峰值水平及峰值期持續時長主要與煤炭消費轉型有關，因為煤炭貢獻了我國75%的碳排放，而煤炭消費轉型主要受電煤增長趨勢和工業減煤前景影響。在協調轉型情景下，預計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總量將于“十五五”中后期達峰，峰值約為109億噸，峰值平臺期為3~5年。在安全挑戰情景下，我國燃煤發電將持續增長至2035年，使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總量推遲到“十五五”后期達峰，峰值接近112億噸。
2031~2035年為雙驅動降碳期。化石能源消費量下降是促進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降低的首要因素，在協調轉型情景下，此階段我國煤炭和石油消費下降將減少12億噸的二氧化碳輸入。與此同時，化工原料用能增長使得產品固碳效果增加，也驅動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降低，在協調轉型情景下，我國化工產品固碳量將持續增長至2035年，峰值超9億噸。
2036~2060年為全面加速脫碳期。在協調轉型情景下，此階段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的發展變化呈現三大特征：一是總量加速下降，由于化石能源消費量加快下降，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年均降速從3%提高至9%；二是強度加速下降，我國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強度從0.5噸二氧化碳/萬元GDP降至0.06噸二氧化碳/萬元GDP，年均降速從6%提至11%，意味著經濟增長和碳排放加速“分化”；三是固碳率提高，由于化石能源的原料屬性不斷增強，預計化工固碳率將從8.7%提高到17.7%。
重點關注
能源消費與碳排放正在“分化”
長期以來，我國能源消費與碳排放情況高度相關。從趨勢上看，能源消費總量和碳排放總量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增長；從質量上看，能耗彈性和碳排放彈性隨著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下降。
然而，自“十四五”起，我國能源消費與碳排放日益呈現“分化”特征。一方面，經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依賴有所回升，能源消費總量增速有所反彈，增勢較為強勁；另一方面，能源活動相關碳排放總量增長放緩，即將達峰并下行。
底層邏輯不同是導致能源消費與碳排放“分化”的根源。能源消費需求是由經濟社會活動產生的，當科學技術漸進性進步時，產業結構穩步調整優化，能耗彈性持續下降；當人工智能等技術呈突破性、顛覆性變革之勢時，生產生活模式將重構，在傳統產業存續、新興產業“井噴式”增長并存的過渡階段，能源消費需求將顯著抬頭。碳排放是由化石能源活動帶來的，與能源消費結構相關，而不是與能源消費總量相關，非化石能源的規模化發展替代是導致“分化”發生的直接原因。
能源消費與碳排放的“分化”有利于進一步促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合理用能需求。
展望未來，節能與降碳政策也將出現“分化”，為清潔能源、特別是非化石能源消費增長創造有利條件，從而為能源系統進一步綠色低碳轉型蓄能。
這種“分化”也提示我們要重新評估在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的背景下，資源環境對經濟活動的合理承載力問題。推進能源轉型、測算用能上限的根源在于應對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考慮到我國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消費即將達峰，而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并將成為主導能源，建議適時重新審視和評估能源消費總量的合理上限。
轉型成本公平合理負擔問題亟待解決
成本可負擔性是溝通能源轉型可能性與可行性的關鍵一環，是實現能源三角平衡的重要影響因素。我國能源轉型將由增量分享向存量競爭階段過渡，疊加國內外經濟增長和發展安全承壓影響，轉型成本負擔問題更為凸顯。
我國能源轉型遵循“先立后破”的路徑，轉型成本不僅存在于新能源的“立”，而且存在于傳統能源的“破”，既有直接的顯性經濟成本，又有間接的隱性社會成本。公平合理負擔轉型成本的前提基礎，是全面系統科學地核算與預測能源轉型成本。
隨著轉型階段的變化，新能源需求側、調度側的投資建設成本，以及傳統能源改造、關停相關的直接和間接經濟成本，乃至就業民生、社會穩定等風險隱患，都亟須引起重視并積極應對。
轉型成本的負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轉型動力的來源。作為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系統性變革，能源轉型將生產者、消費者、監管者等多元主體都納入其中。前一階段，我國能源轉型的重點在于“立”新，為促進風電、光伏、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快速發展壯大，公共財政提供了強有力的扶持、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政策”為能源轉型提供了最強動力。展望未來，我國能源轉型成本將呈現規模更大、分布更散、間接隱性增多等新特征，政策驅動轉型的可靠性和可行性需要重新審視。未來驅動能源深入轉型的強勁動力蘊藏于“產業”，為此，合理負擔轉型成本，營造公平競爭、健康發展的市場環境尤為緊要。
轉型成本的負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能源轉型的路徑。我國能源轉型正面臨著發電并網、長時儲能、終端消納等多重挑戰，牽涉電網、電廠、用戶等多種主體，公平合理負擔轉型成本，有利于更好調動市場主體積極性，從而加快化解困難挑戰、推進能源轉型。
轉自：中國石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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