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要留住青年農民，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反思中國的農業教育到底擔負著怎樣的責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增加農業對青年人的吸引力，這就需要喚起社會對農業的關注和對農民的關心，改變農民收入低、勞動辛苦的現狀，變革教育、醫療、就業、住房、戶籍、社會保障等不平等制度，改變“沒人看得起農民”的現狀，使農民享受到與其他群體平等的社會福利。換言之，不僅要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還要把城市文明引到農村，使農民在農村也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
在幾代人的努力下，中國的糧食生產保持了快速增長。1978-2012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增長了93%。過去的9年，糧食生產的弧線始終上揚，如無意外，今年將會出現“十連增”的豐年奇跡。然而，供給奇跡般的增長，卻仍然趕不上消費的增長。目前，中國基本糧食的自給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給率則低于90%，而所有農產品的自給率大約維持在80%。
人與地的關系緊張，一直是中國農業的最大現實。而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養活世界近1/5的人，素來為世人推崇備至。然而，“誰來養活中國？”美國學者布朗1994年提出的這個著名命題，至今依然像是一個緊箍咒，時刻刺激著中國農業領域的從業者。近年來，土地失控，種糧利潤低，糧食消費數量和質量增長以及耕地污染加劇、水資源短缺、農村勞動力不足、農業人才流失和青黃不接等問題，直接危及糧食安全，中國人正越來越養活不了自己。聯合國糧農組織和經合組織6月初聯合發布的《2013-2022年農業展望》指出：“在經濟快速增長和資源有限的制約下，中國的糧食供應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被稱為“政治經濟學之父”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說過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然而，在中國，“勞動”與“土地”并未能給農民帶來財富，“種地不掙錢”已經成為社會中的共識，越來越多的農村青年逃離了農村，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中的一員。今天誰在種糧，成了不是問題的問題。來自農業部、中國農業大學、武漢大學的專家認為，我國作為全球人口第一大國，農業生產缺乏穩定的后繼勞動力隊伍，已成為威脅國家糧食安全的嚴重隱患，未來10-20年這一問題將更加突出，甚至可能給世界帶來影響。
“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推進新型城鎮化，中國不能不將糧食和耕地作為根本來考量，尤其是要想辦法留住高素質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筆者以為，要留住青年農民，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反思中國的農業教育到底擔負著怎樣的責任，提高農民生活質量和增加農業對青年人的吸引力，這就需要喚起社會對農業的關注和對農民的關心，改變農民收入低、勞動辛苦的現狀，變革教育、醫療、就業、住房、戶籍、社會保障等不平等制度，改變“沒人看得起農民”的現狀，使農民享受到與其他群體平等的社會福利。換言之，不僅要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還要把城市文明引到農村，使農民在農村也能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只有在全體社會成員對農業有了全面認識的基礎上，農民的地位才能得以提升，“農業后繼者培養”才能可持續發展。
要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安全問題，必須針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特點進行整體性制度設計。具體說來，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力：一是各地要以農村稅費改革為契機，積極穩妥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加大種糧大戶扶持力度，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二是地方政府要加大農業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增強農業生產的安全性；三是進一步完善土地承包關系，加快土地流轉改革，實現規模化經營；四是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前提下，積極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長遠來看，要實現糧食安全生產，還要建設好鄉村，實現鄉村自身的城鎮化，增強鄉村的吸引力，實現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就地轉移。可以預見的是，倘若新農村建設搞好了，農村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城鎮化”，農村人口便自然而然地市民化了，也便不至于出現現有的“城市病”和“農村病”了。到那時，中國糧食安全問題自然破解。（郭立場）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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