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廉價勞動力時代正在加速消逝

無論是極端事件，還是工人自覺的抗爭，都在合力將珠三角低勞動力成本的發展模式逼向死胡同。廉價勞動力的時代正在加速消逝，這與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多時的產業轉型殊途同歸，卻也意味著艱難博弈的到來。勞動力成本優勢一直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最大優勢。代工企業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勢必會影響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新的博弈環境下，中國代工企業該何去何從？為探討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等相關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研究生導師魏浩博士。

記者：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制造商和“中國制造”的典型，富士康大規模加薪，是否意味著加薪是大勢所趨？加薪潮是否會蔓延到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的加工企業，甚至部分內地加工制造企業？

魏浩：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代工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和外貿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代工企業主要通過利用我國勞動力優勢、承接國外產品的加工制造發展起來。目前，富士康是全球電子產品最大的代工企業，在中國大陸的年銷售額超過4000 億元人民幣，在深圳地區的年出口額占深圳出口總額的20%，在中國大陸員工總人數達80多萬。所以，富士康加薪事件具有一定的示范效應或者多米諾骨牌效應。另外，近期，江蘇、寧夏、吉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天津、北京等省市自治區相繼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甚至超過20%。最低工資的上調將對那些工資水平低的行業造成影響，制造業領域中的代工企業首當其沖。可以預測，在中國將發生一波加薪潮，不僅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部分內地的加工企業也都會受到波及。

記者：您認為目前這一輪薪酬增長，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魏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近期的經濟發展因素、國家政策因素，也有歷史因素。例如，通貨膨脹預期、經濟復蘇、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等因素。改革開放30 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經濟發展的速度與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并沒有保持一致，我國工人的工資水平長期徘徊在低水平，工資的增長幅度低于經濟增長幅度和企業利潤的增加幅度。從改革開放之初到現在，勞動者報酬占國民總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從1995 年的51.4%下降到2007 年的39.7%。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或者說收入差距的拉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

記者：代工企業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這是否會影響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魏浩：勞動力成本優勢一直是我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最大優勢，毫無疑問，代工企業工資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勢必會影響我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記者：那么，在勞動力成本優勢受到挑戰和沖擊的情況下，代工企業該如何應對？

魏浩：代工企業的優勢受到挑戰，主要與我國代工企業脫離市場、品牌缺失等特征緊密相關。從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來看，代工生產將繼續是我國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內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途徑之一，但是，代工企業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我認為，代工企業需要充分利用金融危機的新機遇，加快自主品牌的培育和自主技術的研發；積極向價值鏈的兩端拓展，邁向大型專業性代工服務企業；積極開拓自主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提高應對外部風險的能力。國家應該高度重視本國要素質量的提升和結構的優化，為代工企業的轉型發展提供人才要素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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