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世界貿易依存度最高的大國，作為一個有數以千萬計勞動力就業于出口部門的國家，出口復蘇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至關重要。盡管中國正在努力推行經濟增長模式轉向更依賴內需驅動，但人口密度大、資源稟賦不足決定了中國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仍將維持在較高水平，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點。在這場危機中，中國出口同比下降幾乎與危機陡然升級同步，出口復蘇也發揮了經濟復蘇先行指標的作用，出口復蘇的構成也在改善。
危機中淘汰競爭對手效應
中國出口復蘇在相當程度上源于危機的淘汰競爭對手效應，因為中國更為穩固的宏觀經濟穩定性決定了在這場危機中眾多海外競爭對手將比中國企業先行倒下，這樣，即使貿易總額減少，由于剩余訂單將向幸存者集中，幸存者的市場份額反而將提高。
由于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企業的海外競爭對手主要位于發展中國家，其國家宏觀經濟穩定性與中國的差距較為明顯，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較快體現出來，加之日常消費品需求受危機影響小于奢侈品和投資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較快穩定下來。但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最終仍然不可避免地深化擴大到了機電產業和發達國家，其外在表現就是中國機電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提升。
根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的初步測算，2009年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額已經位居世界之冠，進口額僅次于美國位居第二，中國機電產品市場占有率上升。2009年1~11月，中國機電產品在歐美日及中國等全球62個重點市場機電產品進口市場（除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平均份額達到16.2%，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在某些重點市場，市場份額的提高更為明顯：中國機電產品在美國市場份額為26.8%，比上年同期提高3.3個百分點；在日本市場份額為37.7%，提高2.6個百分點，在德國、英國等歐盟國家市場份額均有提高。
危機淘汰競爭對手效應和世界經濟復蘇已經令中國機電產品出口重獲生機，到2009年末，機電產品出口降幅已經從大于出口總額降幅轉為小于出口總額降幅，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降幅又小于機電產品出口降幅，全年出口總額下降16.0%，機電產品出口降幅為13.4%，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降幅為9.3%。今年1月，機電產品出口延續了增長態勢，同比增幅高達27%。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看，憑借優良且不斷改善的基礎設施、在發展中國家中名列前茅且不斷改進的公共服務效率兩者相結合，中國中西部制造業生產和貿易便利化（典型如近年中國海關系統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大力推行的“屬地申報口岸驗放”直通式通關模式）可望保持較長時間優勢，從而在中國外貿第一層次競爭中抵銷印度、越南等后起發展中國家沿海地區的區位優勢。
潛藏問題是否將令中國外貿反危機成績付諸東流？
盡管在反危機第一階段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中國外貿仍然潛藏這一系列的問題，某些問題還相當嚴重，假如應對失當，反危機第一階段的成績未嘗沒有可能在第二階段付諸東流。貿易摩擦形勢嚴峻，2009年22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產品發起116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127億美元，是我國年度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數量首次突破100件，也是遭受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首度突破百億美元大關；貿易方式構成有所惡化，加工貿易出口復蘇較快，一般貿易出口復蘇較慢，而高度依賴加工貿易不利于我們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以下問題也較為突出：
迫在眉睫的風險是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下的匯率風險敞口。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由于利潤微薄而難以承受人民幣升值壓力，這一點眾所周知；但按風險金額排行，由于建設和生產周期較長，電站、輪船、鐵路、通訊等大型成套設備出口企業的匯率風險敞口最為突出，某些企業2007、2008年匯兌損失相當于其利潤的30%~40%，根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戶估算，目前上述行業企業在手合同約1500億美元，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3%，整個行業將減收300億元。
盡管某些分析者期望人民幣升值能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結構提升的契機，但由于當前情況下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在人民幣升值中預期損失最大，所以貿然行事的人民幣匯率變動將事與愿違，不是促進、而是損害中國提升產業結構的努力。2009年中國造船業拿到了全世界44.4%的新增訂單，躍居世界首位，在中韓兩國造船業的角逐中，堪稱里程碑式的成就；但韓國企業為扭轉頹勢而實施降價攬單策略，從2009年10月至今年1月，韓國造船業新簽訂單連續4個月遠遠超過中國同行，今年1月韓國造船業竟然占有全球訂單（189萬載重噸）的64%，中國僅占6%。在這場白熱化的淘汰賽中，中韓造船企業正處于拼承受能力的緊要關頭，人民幣匯率倘若升值，中國企業將很有可能面臨潰散。即使我們不能給予中國造船企業適當形式的支持幫助其渡過難關，至少不適合幫助韓國造船業淘汰中國競爭對手。
意義同樣重大的是需要實施、落實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的激勵政策。“調結構”并不僅僅意味著提高賬面統計中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在我國產業和出口中所占比重，同樣也意味著提高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檔次，以及切入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品牌、流通環節等高增值環節，從而提高我們整個出口的收益率，擺脫只能在低增值制造環節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爭奪刀鋒一般微薄利潤空間的厄運。
在很多情況下，這種調整比某些賬面上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給我們帶來的效益更大、更可持續，因為相當一部分賬面上的“高新技術產品”在中國完成的僅僅是勞動密集型環節，筆者就曾經在東南沿海某世界馳名巨型高技術公司的工廠看到他們的工作技術含量何其低下，何其容易被替代，與他們生產的高技術產品對比鮮明：招聘沒有任何工作經驗的高中畢業生培訓一周即可上崗，3個月左右即可成為熟練工人。考慮到我們是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國，僅僅依靠高新技術產業不足以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自身的升級更顯重要。
在實踐中，我國某些大宗傳統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已經出現了出口數量下降、平均單價上升的可喜現象。但我們的某些產業發展政策過多地關注了為賬面上的先進制造業創造良好發展環境，對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則一刀切，致使某些在提升產品檔次和切入高增值環節方面卓有成效的企業也難以獲得足夠的金融等方面支持。我們的企業在努力防止被趕超，他們的努力不要被不夠周全的政策所抵消。
我們在內銷市場上某些考慮不周的政策也在發揮固定對我不利國際分工格局的作用。對于國內市場巨大且持續快速增長的中國企業而言，依托國內市場提升在國際市場地位是最好的發展道路，也是一大優勢。假如說我們的企業在海外市場上尚無足夠聲譽時不得不借助于貼牌打開市場，不得不暫時接受貼牌的那點可憐的收益；那么，在國內市場上，我們的政策就應當是支持國內企業擺脫貼牌地位，自主參與競爭，去爭取較高的收益。但從筆者在緊固件等行業企業的見聞來看，我們的某些招投標政策門檻過高，發揮了相反的作用，取消了內資企業擺脫代工地位、直接參與投標的資格，讓某些所謂國際大牌企業即使在中國國內市場也能安享中國企業為之代工的豐厚利潤。（梅新育）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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