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權漸失，信用評級體系亟待重建

　　國際金融危機尚未完全平息的背景下，“高盛欺詐門”浮出了水面，與此同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更是愈演愈烈。雖然導致金融危機不斷延續的內在原因復雜，但其中一只幕后推手是絕對不容忽略的——現行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扮演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

　　有相關資料顯示，目前，美國正在通過大規模收購中國信用評級機構，試圖控制我國信用評級行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美國就收購了中國信用評級業的3家龍頭企業，控制了我國三分之二以上的信用評級市場，迅速將觸角伸展到全中國，直接或間接從事所有評級和相關業務。

　　另據統計，僅2006年，境外投資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賺了7500億元，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享受到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銀行業賺取的利潤超過1萬億元。甚至有觀點認為，“中國銀行股被賤賣，問題并不在IPO環節，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定價上。”

　　以上種種殘酷的事實告訴我們，推進國際信用評級體系改革，構建一個客觀公正、科學合理的國際信用評級體系，已經成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當務之急。

　　“在我國信用評級市場被逐步控制的同時，我國金融主權所受到的挑戰也越發清晰地顯現。若再不予以關注，沒有了我國的金融裁判，那我國的金融實力會受到極大的挑戰。”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一針見血地指出。

信用評級對金融主權的影響

　　“目前，我國的信用評級市場的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表現為市場規模小，評級標準不規范，人才短缺和技術的相對落后，在面對國外評級機構的挑戰時，有些力不從心。”郭天勇指出，而作為“看門人”的信用評級機構，由于其服務特點，占據了整個金融市場的至高點，擁有著資金配置的話語權，加上信用評級本身又必然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因素，故其自身的發展狀況與理念也必定會對一國的金融主權產生重要的影響。

　　郭田勇分析指出，“我國商業銀行戰略投資者的引進其意圖是改善銀行內部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由于信用評級被故意地壓低，提高了融資成本，在首次公開募股的環節就讓外國機構得了個‘大西瓜’”。金融市場的作用正是在于橫向的分散風險，而信用評級則是風險的指示標，標向的錯誤會擴大風險，美國的“次貸危機”可以說是最好的佐證。

　　“從微觀主體的這些行為擴展到宏觀，也就是金融產品的定價問題，信用等級的劃分相當于金融產品價格層次的劃分。”郭田勇認為，一國缺少對于本國金融產品定價的主導權，不僅僅不利于本國市場主體的自身發展，即由于信用評級的錯估導致價值低估或高估而蒙受損失，從而制約了企業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不利于本國的金融市場健康成長，而信息傳遞效率的低下帶來的是市場畸形，所導致的資源的錯配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較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信用評級對國內金融市場主導權的影響不僅僅是我國商業銀行價值低估所帶來的損失，同時定價主導權喪失所帶來的金融體系根基的薄弱更加需要引起重視。“打個最簡單的比方就是，你踢球踢得再好，裁判不公正，你的戰斗力也會大打折扣。”

　　此外，信用評級體系還關系到金融市場的穩定與國家經濟的安全，如果說金融市場是一國的晴雨表，那么信用評級市場可以稱得上這只晴雨表上的刻度。刻度的大小反映著金融市場的冷暖程度。一國主權信用等級越高，表明該國經濟發展前景越好，能夠吸引更多的資本流入。而信用等級的調低則會導致資本的外流。

必須培育自己的“金融裁判”

　　從全球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中，各國開始認識到美國壟斷的評級體系在其“道德風險”控制與“評級標準”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信用評級正被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俄羅斯總理普京宣布建立本土評級機構；馬來西亞政府決定凡發行本幣債券和銀行借款必須由其惟一的本土機構進行評級；韓國加強了雙評級管理，規定發債主體必須選擇韓國的國家信息和信用評估有限公司作為雙評級機構之一；日本政府出資支持其控制的亞洲評級協會擴大日本評級機構在亞洲的影響。

　　財政部部長助理朱光耀表示，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道德”和“標準”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已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及當前主權債務危機中暴露無遺。朱光耀強調說，“在當前國際評級市場改革障礙重重的情勢下，我國對評級體系的改革要先從國內入手，目標是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自主信用評級體系，這是捍衛金融主權、保障經濟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石。”

　　 針對當前我國信用評級市場基本被外資控制的現狀，朱光耀特別建議，要盡快制定中國信用評級體系的發展規劃，制定有利于自主評級機構發展的政策；要建立一個權威的信用評級監管機構，提升信用評級監管地位，對評級體系實施專業化管理；要通過“雙評級制度”，支持自主評級機構掌控國內評級話語權；要鼓勵和支持中國自主的評級機構“走出去”，爭取國際評級市場話語權。

　　而郭田勇認為，我國企業的走出去和人民幣的國際化都需要世界級的國內的評級機構合理的權益維護，僅僅局限于本國，依靠本國當局保護的信用評級市場是不完善的，我國的信用評級機構也很難走向國際市場。

　　但郭田勇同時指出，目前我國的狀況是，企業債、短期融資票據、政策性債券、中期票據等均由各個機構所分管，一方面行政管制較強，信用評級的作用難以有效發揮，另一方面多頭監管帶來的標準的不一致使得信用評級難以把握，不利于評級標準的規范與一致，同時企業由于受到多頭監管，債券發行渠道的不暢，也會對信用評級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處理好監管與信用評級之間的關系

　　次貸危機可以說是一場信用危機，信用評級機構在這場危機的爆發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正是由于其未對金融衍生品進行充分的風險評估，導致了整個市場的信息泛濫，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由此可見，信用評級機構的信息并不是十分有效的。“我國目前信用評級市場雖然處于初級階段，但最為有利的因素在于我國能夠更為有效地塑造信用評級體系。”郭田勇認為，發達的市場經濟需要市場本身的自律，監管機構借鑒信用評級的結果來解決市場的缺陷也是必要的，但其并不等于信用評級是監管本身的一部分，而應當是監管的內容。郭田勇指出，改善現行對信用評級的監管體制，統一監管，減少重復監管，提高監管效率，一方面能夠促進國內信用評級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也能夠減少市場風險。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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