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是供給側改革的主體，然而，諸多看不見的“隱性成本”像是捆住企業的“繩索”，不僅抑制企業創新升級、提供有效供給，在一定程度上還會阻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步伐。
企業“臃腫”且“體虛”
面對企業“降成本”的迫切需求，記者歷時兩個月，橫跨東中西部，全國1／3的省市區，以“獨立問卷＋走訪調研”的形式，了解分析當前企業面臨的“成本”困境，力圖通過對500家企業的有效問卷數據分析以及采訪實錄，盡可能還原目前企業成本負擔的真實狀況。
根據問卷統計顯示，在記者調查的500家企業中，有59.7％的企業表示當前利潤較低，有13.3％的企業已經出現虧損；有65.2％的企業表示當前銷售一般、訂單不足。其中，“用工成本上升快”“融資難”“原材料上升快”“稅費偏高”“社保負擔重”分別位居企業“困難榜”前五位。
記者梳理了國家統計局近20年有關工業企業的收入與利潤水平發現：1998年國企改革以來，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與利潤總額一共出現了3次較大的周期性下滑，分別是1998年國企改革時期、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以及目前的經濟轉型升級期。相較之下，現階段的企業經營情況，較金融危機時期有所“惡化”，但好于上世紀90年代末。
“時下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成本。”一位資深的金融界人士說，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傳統的制造業、出口優勢在不斷弱化，隨著土地成本升高，勞動力工資增加了3至5倍，再加上稅費成本，企業不堪重負，尤其是沒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已面臨全面蕭條。
隱性成本捆住企業手腳
記者調研發現，已經“虛胖”的企業還承擔著諸多“隱性成本”。
問卷數據顯示，45.3％的企業對當地政府簡政放權工作表示滿意，認為政府需進一步簡政放權，其中對“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的呼聲最高，占比37％。數據分析發現，一些地方政府“亂伸手”帶來的不當干預和企業的盈利密切相關。認為“政府干預及政策不穩定”的企業中有50％“利潤較低”；認為其他“灰色”成本高的企業中有53.3％“利潤較低”。
記者調研發現，這些“成本”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創新成本。一方面，產權保護制度的欠缺增加了企業維權成本；另一方面，傳統的稅收激勵方式不利于企業從事創新性投資及科技研發活動。
制度成本。一是技術和產品供給受制于政策供給；二是地方利益凌駕于產業之上，增加企業投資成本；三是審批管制夾雜隱性成本。
壟斷成本。廣州市委政研室相關負責人表示，教育、醫療、體育、文化、旅游等既是公共事業，也是“十三五”國家重點推動的產業。企業愿意干，老百姓也需要，問題在于這些領域門檻過高，民營企業很難進入，即便進入，也往往因為沒有話語權而難有發展。
松綁：減少管制＋減稅
受訪的企業和相關專家認為，為企業降成本，首先要為企業“松綁”。“要給企業減稅降費，同時放松管制、減少政府不當干預。”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劉志彪說，這就是既要“宏觀經濟穩定”，也要“微觀經濟放活”。
微觀放活，意味著盡量減少制度和政策羈絆，為企業打造低成本、高效率的發展環境。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則進一步提出：“不打擾并不意味著服務和市場監管缺位，比如，為企業搭建公共服務平臺，這是從政府層面為企業降成本的更深維度。”
浙江杭州凱泰資本首席合伙人徐永紅認為，過去的稅收體制是建立在國有納稅主體模式下，以流轉稅和企業所得稅為主。未來，經濟形態發生深刻變化，財政稅收體制宜從系統上更加完善，要適應消費型經濟的社會形態，以個人所得說、企業所得稅、消費稅、增值稅等為主。財稅體制要科學設計，支持產業發展，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品牌和企業。
轉自：中國貿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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