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企業對外承包項目新簽合同額與營業額大幅增長，對外承包業務模式持續創新，產業鏈日漸高端化。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在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等各方面也面臨著新的風險與挑戰。
“海外投資承包工程周期長、投資額大、法律關系復雜、不確定性強。我國建設工程企業‘走出去’尚處于初級階段，非理性投資和經營不規范等問題比較突出，先中標后算賬、合同已經簽署才開始談判等現象并不罕見。”日前，在由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主辦的中國建設工程法律與爭議解決2017年度高峰論壇上，貿仲委仲裁院副院長趙健指出，如何幫助建設工程企業融入“一帶一路”建設，規避政治、法律、經營風險，有效化解現實糾紛，成為越來越緊迫的現實問題。
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張學兵也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已發展到資本、技術輸出的新階段，思考新的風險要素、總結新的發展經驗對幫助中國企業更好地“走出去”十分必要。
“企業對外承包工程需防范四大風險。”中國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秦玉秀從多年的從業經驗出發，同與會者分享了海外建設工程的常見風險。
首先，應注重項目自身風險，從項目可行性出發，對技術可靠性、技術實施方案可執行性、技術更新影響等做出一個全面判斷。
其次，東道國的環境風險也應該是企業關注的重點。秦玉秀表示，東道國氣候對項目實施方案制定、合同履約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涉及到工期安排、資金投入、工程款收取、資源配置等各個方面。同時，企業還應注意當地的地質條件。很多時候，由于地質原因導致的損失沒有有效的途徑索賠，只有不可預見情況發生時才可以索賠。這提示企業一定要做好地質環境勘察工作，并在施工過程中注意保存相關證據。
此外，場地風險也是常見的環境風險之一。“征地拆遷是境外工程項目中常見的環節，很多國家的私人產權有其特殊性，有些房子經過幾代繼承，導致所有權人達幾十人之多，大大增加了產權認定工作的復雜程度。”秦玉秀介紹道，拆遷過程中拆遷責任和費用承擔的主體也需要明確。通常情況下，責任由業主承擔，但也遇到過糾紛產生后拆遷戶沒有走行政程序告政府，而是走民事程序直接將施工總承包人告上法庭的情形。“糾紛發生后，曾有一位律師對案件進行了企業不知情下的不正當代理，導致了敗訴結果的產生。這樣一來，原本簡單的問題因為各種因素變得非常復雜。”
再次，跨境工程項目通常涉及貨物進口，運輸風險不得不防。“除過海關時長對工期影響很大外，‘出海’企業對東道國交通運輸情況也應多加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路況不理想，有些地區連汽油、司機都成問題。”秦玉秀舉例說，有個項目考察時是坐直升機前往的，但后來項目開工時才發現交通不便的問題，材料運輸困難，導致工期延誤。
在秦玉秀看來，運輸風險不僅要考慮東道國風險，也應考慮第三國的情況。工程項目材料很多需要從第三國采購或從第三國運輸，因此當地的交通狀況，是否有罷工、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事件發生也是考量的關鍵。
最后，價格風險是海外建設工程項目中最重要的風險。價格風險包括價格波動、匯率變化、稅收籌劃等。“通常情況下，合同里面列有調價公式，有價格問題可按照公式處理。但也有非常多的項目固定了總價，沒有調價公式，而且列明任何條件下都不予調價。”秦玉秀介紹說，她在歐洲、中東都處理過相關案件，合同中沒有調價條款，但是材料價格發生了劇烈上漲，如鋼材上漲3倍、混凝土上漲2倍等。
“遇到這種情況，很多時候，我們想按照項目所在國的法律進行調整，向仲裁庭提出請求，但是由于各種各樣原因，沒有被支持。”秦玉秀表示，比如中東的一個項目，調價請求被仲裁庭以項目過程中有其他途徑賺錢、價格上漲造成損失無法計量等理由駁回。更可惜的是歐洲的一個項目，合同中約定了調價條款詳見附件，但最后執行時卻發現附件丟失了。雖然履約過程中的會議紀要也有記載，指明雙方合意可以調整價格，但因為所在國法律授權規定非常嚴格，與國內常見的表見代理方式不同，要求有授權書才算正式授權，導致會議紀要效力也被否決，無法調整價格而損失重大。“由此可見，提前做好項目的價格風險防范也是非常重要的。”（記者 錢顏）
轉自：中國貿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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