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再度證明了“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中醫藥的充分必要性。《經濟參考報》采訪的多位專家學者表示，當前，我國中醫藥事業的發展仍存困境，中西醫并重方針在實際的落實中仍存在不少問題和難點。促進中醫藥振興發展，加強中西醫“相互補充、協調發展”，仍是未來較長一段時間我國醫藥行業發展的工作重點。亟須加快古典醫籍精華的梳理和挖掘，加強中醫藥傳承創新，促進中醫藥行業現代化建設，形成強大的、獨有的中藥研發體系和儲備體系。
抗疫發揮獨特優勢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中醫藥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此前發布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中稱，我國充分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中醫藥參與救治確診病例的占比達到92%，湖北省確診病例中醫藥使用率和總有效率超過90%，以金花清感顆粒等“三藥三方”為代表的針對不同類型新冠肺炎的治療中成藥和方藥，臨床療效確切，有效降低了發病率、轉重率、病亡率，促進了核酸轉陰，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復期康復。
而在降低救治費用方面，中醫藥“簡便驗廉”的特色優勢更為突出。有統計數據顯示，據對2020年1月10日至3月20日間湖北省17家定點中醫醫院收治的6875例新冠肺炎病例數據分析，平均每名患者中醫藥的治療費用僅為1320.35元。而根據國家醫保局提供的數據，新冠肺炎患者人均治療費用為1.7萬元，其中，醫保支付比例約為65%，剩余部分由財政進行補助。
國醫大師孫光榮撰文指出，中醫藥在中國歷史上責無旁貸地處在疫病防控的第一線，中醫“治未病”的學術思想完全符合疫病防控的主旨。“治未病”，涵蓋“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病中防逆轉、瘥后防復發”的疾病發生發展全程，事實證明中醫藥對疫病的防控非常有效。
中醫藥事業發展仍面臨困境
但需注意的是，目前我國中醫藥發展仍面臨較大困境。
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張妹芝表示，中醫與現代科學本屬于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科學主義”無視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框架、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力求用現在的科學標準評價中醫，改造中醫，甚至否定中醫，阻滯了中醫發展， 造成了深遠影響。
張妹芝認為，當前中醫高等教育中的“去中醫化”現象嚴重，從本科教育開始，到碩博，中醫教育甚至論文均為實驗研究性質，沒能夠突出中醫藥學術特色，中醫理論研究的日益蛻化和中醫臨床的日益勢微使得中醫學傳承發展困難重重。
《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中醫藥人員總數為71.5萬人，僅占全國衛生技術人員總數的7.5%。據教育部2017年數據，在醫學教育供給體系中，醫學類在校生為124.4萬人，其中中醫類專業學生在校生數為17萬人，僅占醫學類教育規模的13.7%。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慎明也坦言，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一段時間，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大多數中醫院無法維持，或被兼并或醫療服務萎縮，導致基層地方中醫院減少、中醫特色埋沒，使得中醫機構不增反降。
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擁有中醫醫療機構比2002年的3801家減少792家，下降到3009家；從業人員方面，1999年《執業醫師法》出臺后，大批民間中醫、民族醫不能合法行醫，導致中醫人員不增反降，到2013年底，中醫人員從1990年底的54.3萬人下降到52.3萬人。
《2018年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8年末，全國醫療衛生機構中，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占比僅為6.09%，全國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床位占比僅為14.69%。
“中西醫并重的方針在實際工作中的落實，離我們的目標還有不少距離。”李慎明說。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瑾認為，由于我國對中藥評價體系仍是借鑒西藥標準，中藥研發受限明顯。
更有專家表示，在醫療市場化的管理模式下，“價廉”竟成了制約中醫藥發展的關鍵“瓶頸”。在全國各大綜合性醫院及專科醫院的醫療業務收入數據中，中醫藥科室是清一色的“墊底”科室。即使在中醫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中，大多數西醫西藥類業務收入比重也超過中醫藥類。
做好典籍挖掘 設國家級機構
孫光榮表示，中醫藥抗擊新冠肺炎的實踐，充分體現了“傳承精華、守正創新”的強大生命力，我們應力爭做到“三要”：一要在守正的前提下創新，做到“繼承不泥古，創新不離宗”，既不能唯古是從、故步自封，又不能以西律中、削足適履；二要以中醫理論為主導，以現代科技為支撐，以跨界融合為平臺，從理、法、方、藥四個方面開展創新；三要以治未病和中醫優勢病種為主，讓國際醫療保健與我國原創中醫“接軌”。
具體來看，應加強中醫藥典籍研究利用；編撰中華醫藏；制定中醫藥典籍、技術和方藥名錄；建立國家中醫藥古籍和傳統知識數字圖書館；研究制定中醫藥傳統知識保護條例；收集篩選民間中醫藥驗方、秘方和技法。
“此外，建設一批科研支撐平臺，改善中藥審評審批機制，促進中藥新藥研發和產業發展。”孫光榮建議，建立合作開發和利益分享機制，鼓勵中醫藥開發創新。
李慎明也表示，應充分發掘我國中醫藥典籍、中藥院內制劑和民間中醫藥力量這三個寶庫的資源。探索合理適度的評價審批機制和一定范圍內合法調劑使用的相關規定，發揮院內制劑的作用，最大化其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間“驗方”“偏方”，包括少數民族的民間“驗方”“單方”，并切實保障獻方者、持有人的知識權益，建立獻方者（持有人）、企業和國家三者共贏的利益分享機制。
此外，要鼓勵中藥制劑、中成藥的研發。鼓勵有條件的中藥企業，尤其是中藥老字號企業在全國各地乃至境外、國外建立連鎖店，條件具備的可以設坐堂門診，保證用藥安全和有效。
李慎明指出，在中醫藥產業發展中，僅靠民營資本遠遠不夠，應由國務院國資委組建國有大型中醫藥集團，并鼓勵社會資本創辦民營中醫藥企業，國家給予融資便利和稅收優惠。此外，成立國家中藥材專賣局，把中藥材作為國家安全戰略資源，對藥材種養殖、收購、初加工、炮制制作和銷售流通（包括對外貿易）實行專管專營制度。
“野生中藥材資源逐步枯竭，人工種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噴灑農藥，藥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李慎明建議，中藥材可參照國家煙草專賣的相關職能與運行體制機制，對我國中藥實行統一領導、垂直管理、專賣專營的管理體制，對全行業人財物、產供銷、內外貿進行集中統一管理，明確國家中藥材監管與儲備管理職能并設立相應機構，為整個中醫藥事業和產業的恢復發展保駕護航。
“保護好、利用好野生中藥材資源，對稀缺瀕危野生中藥材制定嚴格的保護和可持續利用法規，按照道地藥材規則建立中藥材種養基地，確保中藥材的種養和炮制‘純正’。”李慎明表示，應劃定中藥材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供應比例紅線，優先保證國內供應；劃定傳統中藥、現代中藥和非藥物使用比例紅線，優先保證藥用供給。制定穩定中藥材產供銷關系和價格的管理政策和規劃，防止國際壟斷集團或私人資本壟斷藥材、操縱價格，造成企業和國家經濟損失，為中醫藥及相關行業持續、穩定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記者 梁倩）
轉自：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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