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片特困區的“中國式扶貧”

　　清晨4時，大興安嶺南麓。熹微的晨光中，黑龍江龍江縣哈拉海鄉西里村的貧困戶龍雙山，趕著兩頭母牛，走向村莊另一頭的草甸。

　　上午7時，太行山區。在食用菌核心園區，河北阜平縣砂窩鄉林當溝村村民張曉量，給工人們安排好任務，也鉆進大棚摘起了蘑菇。

　　從新疆南疆三地州到大別山區，從大興安嶺南麓到滇桂黔石漠化區……14個連片特困地區，是中國扶貧攻堅的主戰場。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已有5564萬人擺脫貧困，每年脫貧人數超過千萬。未來3年，還將有4335萬人實現脫貧。外媒報道稱，全球極端貧困人口的減少，主要應該歸功于中國取得的進步。從世界最貧窮的國家之一，到幾乎完全消滅極度貧困，中國的脫貧實踐令人驚嘆。

　　在14個連片特困地區，“中國式”脫貧致富的故事正在上演，當地群眾的獲得感越來越強。

　　生產：民生發展新增長點

　　今年4月，河南蘭考縣正式宣布脫貧，成為大別山區率先“摘帽”的貧困縣。

　　在蘭考縣固陽鎮徐場村，每一條街道都有一個“琴”字。在這里，60%的農戶擁有自己的樂器工廠，年收入一般都在百萬元以上；剩下40%農戶則在這些工廠里打工，每月收入也不低于5000元。

　　徐二排就是返鄉創辦樂器廠的村民之一。幾年前，他創辦了蘭考第一家琴弦廠，一天可以為100臺古琴提供琴弦。工廠雇用的6名工人全是貧困戶，月工資約6000元。目前，遍布徐場村的50余家樂器作坊共吸納貧困家庭160余人，產品銷往全國各地，并出口到美國、新加坡等國家。

　　發展生產脫貧是“中國式扶貧”的重要內容之一。經濟林果、草食畜牧業……近年來，中國貧困地區傳統主導產業發展勢頭良好，有效帶動貧困群眾脫貧增收。與此同時，電商扶貧、光伏扶貧、旅游扶貧等新興扶貧也在落地生根，成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的新增長點。

　　在山西省呂梁山連片特困地區，由于生態環境較好，農特產品品質優良。過去，受制于信息不暢、渠道單一，大量農產品滯銷，制約著貧困戶脫貧致富。2年前，呂梁山區5個縣聯合發起“呂梁山區特色農產品網上展銷活動”，推出20個特色山貨在淘寶網售賣，幾天時間里，農民家里積壓的產品就銷售一空。

　　教育：阻斷貧困代際傳播

　　湖北省竹溪縣桃源鄉甘溝子村，位于鄂陜渝交界、秦巴山區。

　　張玲是村子里厚白小學的教師。7年前，大學畢業的張玲來到桃源鄉任教，聽說厚白小學沒有英語教師，主動請纓來到20多公里外的甘溝子村。

　　山高路遠、條件不便。有的老師來學校才幾天，不打招呼就走了，張玲卻留了下來，一待就是6年。除了教英語，她還教語文、數學、科學、音樂等課程。鄉村辦學條件差，她和其他老師購買體育器材，在村里的馬路上辦起了運動會，成了村莊里的一件大事。

　　如今，厚白小學有了4名年輕教師，張玲也在大山之中找到了人生的價值。“我們要想辦法，讓山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樣，生活得豐富多彩。”

　　在中國，越來越多像張玲這樣的鄉村教師來到特困地區，把知識和快樂傳遞給孩子們。2015年，中國啟動鄉村教師支持計劃，提高鄉村教師待遇。目前，全國有665個連片特困地區縣實施了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130萬鄉村教師從中獲益。

　　接受良好的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播的第一步。近年來，從學前教育到義務教育，中國讓更多貧困地區的孩子不在“起跑線”上掉隊。到2020年，義務教育實現基本均衡的縣（區、市）比例將達到95％，學前3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達到80％左右。

　　“在清華園里的所有學子，無論是生活困頓，抑或身體抱恙，都會有‘愛’與‘情’相伴。”近日，清華大學寫給甘肅定遠19歲少年魏祥的信引發熱議。由于身體殘疾，考入清華大學的魏祥希望與母親同住。而清華大學及時回應，為魏祥母子提供免費住宿。

　　從支持中西部發展、招收農家子弟，到資助貧困學生、提供綠色通道。優質的教育資源正在更多地惠及來自貧困地區的“寒門學子”。

　　易地搬遷：新水土養起一方人

　　在四川大涼山深處，彝族自治州雷波縣汶水鎮銅廠溝村村民蘇取強幾個月前搬進了新房子。

　　這棟兩層小樓，面積有120多平方米，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電飯煲、洗衣機、電視機，這些家電蘇取強都是第一次用。

　　就在一年前，蘇取強一家人還住在大涼山上的土坯房，屋子中間架著一口鍋，生火做飯時煙氣嗆人。受惠于烏蒙山集中連片特困區易地扶貧搬遷，蘇取強一家人自籌不超過1萬元，就搬進了新家園。

　　在西藏昌都市達修天津新村，44歲的丁增繞吉也在去年年底搬進了90多平方米的亮堂房子。過去種青稞、養牦牛，一年才收入2000多元錢。如今新房靠近公路，他買來貨車跑運輸，一天就能掙200多元。村里還計劃建幼兒園，孩子們讀完幼兒園，可以到鄰村讀小學到三年級。

　　數據顯示，西藏去年落實易地扶貧搬遷投資逾40億元，已搬遷入住3萬余人。在全國，去年易地扶貧搬遷人口超過240萬，今年，這一數字有望達到340萬。

　　生存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發，“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貧困問題很難就地解決。對此，《“十三五”時期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方案》提出了5年搬遷約1000萬貧困人口的目標，搬遷數量在中外歷史上前所未有。

　　中國農業大學農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認為，易地搬遷、到新的地方去發展生產重建家園，是解決扶貧攻堅中最困難的一部分人口的有效手段。同時，政府也要加大扶持力度，既解決生產問題，也兼顧情感需求。

　　生態補償：加大“造血”拒絕返貧

　　清晨6時，江西省安遠縣三百山護林員龔隆壽穿著迷彩服、蹬著解放鞋、拿著電喇叭，開始了一天巡山護林的工作。他自帶干糧當午飯，渴了就喝山溪水，一天能走30多里，37年走了十多萬公里、走壞100多雙鞋。

　　“只要能走得動，就要繼續把東江源頭的山林保護好。”龔隆壽說。

　　為保護好香港同胞的飲用水源東江源，安遠縣精心呵護東江源頭的生態環境。而作為補償，2016年，江西給安遠縣下達流域生態補償資金9973萬元，預撥東江流域上下游橫向生態補償首批獎勵補償資金8660萬元。

　　在14個連片特困地區中，有不少地方既是貧困地區，也是重點生態功能區或自然保護區，還是少數民族群眾聚居區。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研究員劉桂環認為，長期以來，生態脆弱貧困地區脫貧工作的深度、廣度、力度和精準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外部“輸血量”的多少。一旦輸血停止，很容易造成返貧，缺乏有效的造血功能。

　　為此，很多貧困地區結合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加大“造血型”生態保護補償力度，探索生態脫貧的新途徑。

　　例如，甘肅省提出，“十三五”期間對生存環境惡劣、退化嚴重、不宜放牧以及位于大江大河水源涵養區的草原，實行禁牧封育。在禁牧區域以外的可利用草原，將根據載畜能力，實施草畜平衡管理，對完成年度減畜任務的農牧戶給予草畜平衡獎勵。

　　貴州省在赤水河、烏江等流域全面推行流域水污染防治生態補償等制度，累計籌集生態補償資金2.5億元，有效調動了各方主體履行環境責任的積極性。

　　劉桂環認為，生態補償脫貧能夠解決貧困地區生態工程建設資金不足、貧困人口因保護生態環境收入不高的問題，確保這些貧困地區生態屏障功能穩定。
 

　　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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