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機構投巨資，日本力推數字化

　　新年伊始，日本擬將在國會上提出并討論《高度信息通訊網絡社會形成基本法》，即《IT基本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的修訂方案。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不僅是與病毒的較量，更是對社會信息化水平高低的考驗。總部位于東京的智庫亞洲太平洋倡議(AsiaPacificInitiative)最近發布了一份關于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應對措施的報告。報告顯示，疫情暴露出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數字化水平不高，數字化基礎設施陳舊，民眾對數字化生活的熱情不足。

　　如，日本普遍采取蓋章確認制度的辦公和行政系統嚴重依賴紙質文件。但在疫情期間，因遠程辦公而無法蓋章確認導致辦公效率降低，或為了蓋章不得不到單位和公司辦公，導致社會系統整體運轉不暢低效，也帶來疫情擴散的風險。

　　疫情的暴發讓日本社會認識到數字化發展對自身安全和社會建設的重要性。菅義偉首相自2020年9月上臺以來，大力推行數字化改革，其中即包括行政系統的"去印章化"，他將數字改革作為疫情后經濟復蘇的主要目標。去年11月，日本政府推出"IT基本法"修改案。這是該法自2000年以來的第一次修訂。"IT基本法"是推進數字化政府的核心法案，對其修改意味著日本將加速推進數字化進程，并將建立覆蓋日本國土全境的通訊基礎設施。去年12月初的新經濟刺激方案中，菅義偉稱確保將1萬億日元用于數字化推行和發展，同時提出日本將引領6G移動通信技術的開發。

　　在"IT基本法"修改案中，日本提出力爭在今年9月創設"數字廳"。"數字廳"將打破數字化管理方面的條塊分割，把政府各部門的數字化職能進行整合和優化，統一管理政務相關數字化服務，大幅提高數字服務效率。"數字廳"被定位為民間和官方的數字化指揮塔，將由首相親自牽頭，作為數字化基礎的個人編號制度相關管轄權限，將從內閣府和總務省移至數字廳。

　　其實，前任首相安倍執政期間也同樣大力推行數字化，但收效甚微，沒有出現中國民眾和企業那樣熱烈迅猛地擁抱數字化進程的趨勢，原因或在于日本社會服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很方便，加上日本人性格中的謹慎特點和社會老齡化關系，通常不喜歡有太大變化，因此對最新技術和服務的態度相對保守。而且，日本人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十分在意，例如，2012年日本國會通過法律實施國民身份證制度，給每一位國民包括在日外國人一個身份編號。但編號卡制度一經推出，立即遭到了民眾抵制，因為大家都擔心個人隱私被政府控制或被泄露。直到2020年9月，8年期間領取"我的編號卡"的日本人不到40%。由于絕大多數日本人不愿意領取，導致日本難以出現類似支付寶、微信等非現金支付超級應用的場景。（記者 路虹）

　　轉自：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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