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總統后，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明顯加重，與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摩擦頻率也顯著提升。貿易戰風險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前進的嚴重阻礙，貿易戰升級的陰影影響到此輪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受到市場的密切關注。平安證券宏觀組編撰了美國貿易戰歷史回顧，對美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案例加以梳理，分析了雙方在貿易戰中的普遍舉措及其影響。
平安證券報告指出，隨著1947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簽署，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貿易體系得以構建，但此后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摩擦卻時常發生。由于歐共體（歐盟）、日本及蘇聯（1992年后為俄羅斯）經濟體量可觀，也有一定的反制能力，美國在貿易戰中擅長多維打擊，且可以憑借其占絕對優勢的國際地位及科技水平對貿易戰對手進行經濟制裁和技術封鎖，但日本及蘇聯的反制手段卻相對單一，缺少靈活多變的應對之策。這也導致了貿易戰的結局往往更偏向于美國的初衷。
貿易戰是沒有硝煙的戰爭，其結果如何不僅取決于綜合國力的強弱，還與各國政府的相關經驗是否豐富，決策是否果斷明智，執行力是否堅決等息息相關。
美歐拉鋸戰
經濟“大蕭條”時代，美歐就由于經濟危機而爆發過廣泛的貿易戰，包括互相提高進口商品關稅稅率等簡單措施，最終貿易戰并沒有使得歐美逃脫經濟大蕭條的沖擊，相反全球貿易的大幅衰退使得經濟衰退日益沉重。直至二戰結束，新的全球治理體系與經貿體系才得以建立。
20世紀70年代農產品及鋼鐵戰
1967年歐共體成立后，西歐國家的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隨著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爆發，歐洲與美國的貿易爭端開始顯現，并迅速升級。
從貿易差額的變化上可以看出，在70年代中期雙方貿易戰期間，美歐貿易狀況均有所好轉，其中美國貿易逆差有所收窄，英國貿易順差有明顯回升。當時正處在產業升級的背景下，航空航天、計算機、信息等行業尚未發展壯大，鋼鐵、機械、汽車、化工等產業仍為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支柱產業。歐美在該階段爆發的貿易戰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與鋼鐵領域。
歐共體成立后，其規定的統一共同體內農產品價格、建立共同農產品進口關稅、取消成員國之間關稅、建立共同農業基金、主動調節農產品市場、對出口進行補貼并進行技術革新等農業政策提升了西歐各國農業生產的穩定性，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及農產品產量均大幅提升，西歐各國也逐漸從農業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另外，歐共體不斷擴容也使得其實力不斷增強。這招致了當時農產品出口大國美國的強烈反感與抵制。于是，美國開始針對歐共體內部的調節手段進行批評，認為歐共體在農產品領域的高額關稅行為屬于“貿易保護”，并不符合“自由貿易”精神。但歐共體繼續提高美國農產品進口關稅稅率。隨著歐共體農產品出口量快速增長，并影響到美國的出口市場，美國對歐共體的指責也從征收高額關稅等“貿易保護行為”轉為出口補貼等“不公平貿易手段”上。但歐共體仍然態度強硬，并聲明美國的“自由貿易”是選擇性的，在自身競爭力較強的糧食領域要求“自由貿易”，在競爭力較弱的細分領域則進行高額補貼。
在鋼鐵領域，美國鋼鐵公司、伯利恒鋼鐵公司等七家鋼鐵企業以聯邦德國等西歐11國鋼鐵公司接受政府補貼，并以低于成本以下的價格向美國傾銷鋼材為由，在1982年1月中上旬向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提交了針對西歐11國鋼鐵公司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訴訟。之后，美歐在鋼鐵領域的貿易戰顯著升級。
伴隨著雙方的互相指責，美歐在農產品與鋼鐵領域的貿易戰一直在延續，戰場也從歐共體擴張至中東、印度等第三方進口市場。直至資本主義世界逐漸走出經濟危機，全球市場開始恢復一定的擴張速度，雙方的農產品貿易戰才逐漸降溫。盡管貿易戰期間美歐均獲得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但作為代價，財政赤字也明顯上升。
20世紀90年代初公共采購領域貿易戰
1993年上半年，美歐多國經濟增速下行，德法兩個歐共體核心國經濟增速轉負。歐共體在1993年1月出臺了關于政府采購商品的法令，要求歐共體12個成員國在進行政府采購時禁止采購歐共體生產部件不足50%的產品，同時要求在歐共體廠商生產的產品價格不高于外來商品3%的前提下，優先采購歐共體自身生產的產品。針對這項規定，美國政府對歐共體實行政府采購領域的貿易制裁，禁止美國政府采購歐共體生產的產品及提供的服務。雙方不肯讓步，歐共體堅稱美國政府的制裁程度顯著高于歐共體對美國廠商的制裁程度，美國則要求先制定貿易限制法令的歐共體率先退出制裁。盡管雙方均不肯退讓，協商也在同步跟進。美歐雙方于1993年4月21日就機電設備市場的開放達成一致，盡管此后雙方在部分領域仍互相進行制裁，但保持了斗而不破的狀態。整體看，美國由于相關領域壟斷廠商市場在國內市場的控制力強，成本端優勢較明顯，在該貿易戰中受到的損失顯著低于歐共體。
90年代貿易戰的對策有所發展，開始規定商品的自產比例限制以及自產商品的采購優先權，豐富了貿易戰的策略。
21世紀初鋼鐵貿易戰
2001年6月，全球鋼鐵行業面臨產能過剩問題，美國國內鋼鐵廠商經營困難，于是在行業協會要求下，美國針對歐盟、日本、韓國等8國的鋼鐵產品出口可能給美國鋼鐵產業造成嚴重損害，從而涉嫌違反“201條款”進行全球保障措施調查，最終調查結果確認上述國家鋼鐵進口違反“201條款”。在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SITC）提交報告后，布什總統裁定自2002年3月20日開始對大多數種類鋼材進口征收為期3年最高達30%的關稅，并對厚鋼板實行進口限額，同時實行鋼材進口許可制度。受此影響，歐盟、日韓等國家和地區的鋼材出口量大減，各國也在之后作出反制措施。其中歐盟在3月27日通過了臨時鋼材保障措施，決定對進口鋼材征收最高達26%的關稅，同時實行進口配額制度。另外，歐盟、韓國、日本、中國、瑞士、挪威、新西蘭和巴西等8個國家和地區也通過向WTO申訴及提高相應關稅稅率進行反制。
直至2003年12月初布什總統發表聲明稱美國取消鋼材進口的保護性關稅，此輪貿易戰才告一段落。但美國將實施更嚴格的監督政策，以防止外國鋼材集體涌入。
在貿易戰中，墨西哥、加拿大兩國由于與美國同屬于“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而免于受限。歐盟作為當時美國進口鋼材的最大來源地，受損最大。亞洲的中日韓等國鋼鐵行業也受到一定損失。美國的鋼鐵行業在貿易戰中后期則由于鋼價的大幅上漲而受益。
美日壓迫戰
20世紀70年代，日本與美國已在部分領域產生了貿易摩擦，但日本都通過適當的讓步巧妙避免了貿易摩擦的升級。進入80年代，日本強大的經濟規模及較快的經濟增速給美國帶來了空前的壓力，加上日本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與強大的出口競爭力壓制了美國收窄貿易逆差和提升出口的空間，美國與日本全面貿易戰的來臨已不可避免。
1985年9月22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行長簽署《廣場協議》。制定該協議的初衷是通過各國政府調整利率水平引導美元貶值，從而增強美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大規模逆差的狀況。但日本由于內部經濟結構與產業結構均失衡，經濟過度依賴出口與投資，在《廣場協議》簽署并實施后，日本貿易順差與出口增速均有所回落，且持續低于美國，日本經濟增速在1985~1986年間顯著回落。之后日本雖通過國際并購與境外投資刺激了經濟，且國際資本受日元持續強勁升值預期吸引進入日本的股市與房地產，但日本企業的跨國投資與國內的股市房市很快呈現泡沫化，且日趨嚴重。加上同期日本政府并沒有意識到境外投資、國內房地產與金融市場泡沫化的重大風險，等到泡沫自然破裂，日本房市與股市在90年代初開始持續下行，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迎來“失去的20年”。
雖然《廣場協議》簽署方除了美日外，還有英法德三國，但考慮到美國與英法德三國的貿易逆差規模較小，且三國持有美國債權規模遠小于日本，所以在貿易戰與美元貶值的過程中受到的影響較日本及新興市場小得多。1985～1995年間美歐頻繁采用貿易戰共同抑制日本出口，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汽車領域的貿易戰。
美日之間的汽車貿易摩擦起源于80年代初期，當時由于日本汽車市場的相對封閉以及日本汽車高性價比的優勢，美國汽車在日本市場的份額近乎為零，而日本汽車在美國市場的份額超過20%，成為美國汽車的最大進口來源國。盡管80年代初美國對日本汽車及零部件實施了進口配額限制，90年代初迫使日本加大開放本國市場，但收效甚微。日本廠商通過直接投資在美國當地設廠，在美國的市占率繼續穩定提升。克林頓總統上臺后繼續對日本汽車行業施加壓力，并聲明要求日本放開本國市場，否則制裁勢在必行。同時，歐洲各國也深為日本汽車市占率高企煩惱，紛紛跟進，對日本汽車實行進口限制，日本則只能向WTO投訴。最終美日在1995年達成協議，日本同意增加進口美國汽車及零部件規模，擴大在美直接投資，并大幅增加美國在日的汽車代理商數量。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貿易戰是在《廣場協議》簽署的背景下爆發的，盡管貿易戰本身雙方僅進行了進口限制與投訴反制，但《廣場協議》給美國帶來的綜合戰略優勢不容忽視。在協議框架下，日本政府缺少政策調整空間，處處陷于被動。在貿易戰中，日本也只能采取投訴等相對溫和的處理方式，最終日本一敗涂地，不僅喪失了經濟增長的前景，也迎來了“失去的20年”。美國在貿易戰中利用其強大的綜合國力展開貿易、金融、匯率等維度的多維打擊，這在美日1985~1995年貿易戰中有所呈現。日本雖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但反制手段相對單一而溫和，最終結果自然偏向美國的初衷。
美蘇多維戰
在1970年前，美蘇貿易戰主要針對石油相關領域。
1975年下半年，美國意圖利用蘇聯急需糧食進口的情況將廉價原油進口與農產品出口綁定，但蘇聯態度強硬，最終美國不得不放棄將兩者綁定的想法，美蘇之間達成600萬~800萬噸/年規模的農產品貿易協定，但800萬噸/年的上限不經美國同意不能輕易突破。
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美蘇爭霸開始進入高潮，兩國關系再次轉冷。同年爆發的波蘭危機使兩國對峙更加深了美蘇之間的矛盾。美國開始對蘇聯實行覆蓋眾多領域的經濟制裁，美蘇全面貿易戰開打。美國分別在高端技術、農產品、軍事設備、電子、通信、化工、機械、自動化設備等領域對蘇聯實行禁止貿易、出口配額、中止投資等嚴厲政策，以阻止蘇聯在廣泛領域的技術進步與實力提升，甚至還要求第三方國家對蘇聯相關領域的出口必須經過美國的許可。一系列制裁措施起到了明顯的作用，蘇聯經濟實力大幅下降。蘇聯為了維持一定水平的軍事開支，不得不犧牲國內各部門經濟的發展，令蘇聯的經濟困難日益加劇，爭霸能力也有所削弱。
除了經濟制裁外，在外交領域，美國聯合西歐及日韓等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進行聯合貿易制裁，同時，里根總統在任上還制定并執行了“星球計劃”等戰略部署，耗費了蘇聯有限的資金與資源。在政治領域，美國利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來聯合歐日等國，同時通過與中國加深外交和經貿合作來匹配對蘇聯的經濟技術封鎖。在文化領域，美國對蘇聯及其影響下的各國進行文化戰略滲透，宣傳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精神。這都為之后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實行親美政策及全盤改革進而導致解體做好了鋪墊。
但美國同時也承受了相應的經濟和外交損失。一方面，美國取消與蘇聯的合同使得部分行業受損明顯；另一方面，美國強制要求西歐等第三方國家禁止或限制向蘇聯進口損害了相應第三國的利益，造成了部分國家甚至盟國對美國的反感。
80年代美蘇之間的貿易戰可以說是美國多維打擊的“經典”。相比美日70年代在經濟金融領域開打的多維貿易戰，美蘇此輪貿易戰還綜合了外交、政治、文化等更廣泛的維度，突破了經濟金融領域的限制。而且蘇聯雖然經濟實力不及日本，但作為對手，無疑對美國威脅更大。美國針對蘇聯經濟結構與體制的弱點進行突破，通過外交、政治、文化等多領域的配合，最終在貿易戰中取勝，也為美蘇爭霸終結打好了基礎。
確切地說，美蘇在80年代的爭斗更多是政治角力而非經貿之爭，雙方的博弈也遠遠突破了經濟金融的范疇。此處將美蘇之爭作為貿易戰案例展示，一方面是能夠更好地與前面美歐及美日貿易戰形成對比；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從美蘇爭霸中體現出美國的強硬及針對不同類型對手時進行貿易戰的靈活性。（記者 何詩霏 整理報道）
轉自：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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