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信息服務業、商務服務業、現代物流等迅速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和帶動作用日益凸現，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為經濟注入新活力。互聯網技術擴散到整個經濟體，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產品、服務、生產體系和產業，引領新的技術經濟范式，強勁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同時，電信市場發展與競爭格局的轉變，對我國的電信資費管理帶來巨大挑戰。在當前處于話音與寬帶數據資費監管交叉并進，多種資費結構并存的階段，以及新一輪市場開放的推動下，監管機構需要重新思考資費監管思路與政策。
首先，國內戰略新興產業發展推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信息通信業既涵蓋戰略新興產業，也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信息通信被廣泛視為重振經濟、推動轉型和增強創新能力的重要引擎。基于寬帶的信息消費和投資正成為綠色經濟和新興經濟增長點，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新一代移動通信、云計算等信息通信技術和產業已成重塑國家競爭格局的重要基石。
其次，互聯網發展帶來了對寬帶、數據與專線資費監管的要求。信息通信業以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為代表，已全面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一方面，互聯網與實體經濟不斷融合，帶動傳統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另一方面，互聯網催生出一批新興產業，新型商務模式和服務經濟加速崛起，推動網絡經濟繁榮發展。互聯網發展帶來對寬帶、專線、數據及漫游資費管理的需要，導致發達國家的資費監管的重點工作已轉移到以上相關方面來，同時，也對中國電信資費管理帶來了巨大挑戰。
再者，移動互聯網與智能終端的發展催生用戶保護。隨著移動互聯網發展，智能終端與無線網絡、互聯網相結合帶來巨大安全威脅。如，Android經常遭受“木馬”病毒攻擊，“吸費門”事件時有發生。同時，智能手機漫游產生的巨額話單也侵擾著消費者。這一切都督促資費監管適用市場發展而不斷創新監管。
第一，隨著市場發展與競爭格局的轉變需要調整上限管理方式。從2005年10月1日開始，我國對四項基礎電信業務國際及港澳臺長途、國內長途、移動漫游費、本地區間通話費實行的上限管制對推動資費下降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出現一些問題。首先，技術進步使電信成本逐步降低，在成本核算基礎上制定相應的上限標準，才能真正起到激勵效果。其次，話音資費逐步走向簡單、包月的趨勢。而寬帶、專線、漫游等數據業務發展與可能產生的壟斷亟待加強價格管制。
第二，話音資費仍面臨一系列問題。一是國內電信資費連續多年以兩位數速度快速下降，但目前資費進一步下降的動力與空間明顯不足。二是國際漫游與國際長途資費問題逐步凸顯。三是移動話音資費的計價單位引起社會關注。四是差別定價引發新一輪價格戰。市場競爭態勢和格局與八年前已大相徑庭。繼續禁止實施網內外差別定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剝奪了小網爭奪用戶資源的手段，間接鞏固了大網的用戶規模優勢。為此需要應結合全業務運營新形勢，考慮企業同時提供主導業務和非主導業務時的定價策略，研究對現行政策進行評估乃至調整的可能性。
寬帶生態系統由網絡、服務、應用和用戶四個環節構成核心層。從寬帶生態系統內的核心環節中各節點的功能要求看，無線與有線的高速寬帶網絡更多的強調可用性，以滿足消費者的不斷增加的帶寬需求；而從網絡運營商到服務提供商的接入層面更多要考慮公平性，由于寬帶接入具有一定壟斷性，因此，需要政府界入監管；從應用到用戶層面要更多考慮寬帶的普及、速率與資費，讓用戶能用得上、用得起和用得好，這也需要政府的普及服務、價格管制和速率監測。
此外，隨著移動互聯網、3G業務的發展，以及微博等新業務應用的普及，移動數據資費收費及服務規范逐漸成為當前熱點。而對此管理卻沒有相應跟上。而“電信壟斷案”所涉及的專線接入價格的壟斷問題已成為去年全社會熱議的焦點。
第四，新一輪市場開放凸顯批發資費監管體系的缺失。為吸引民資進入，工信部發布《關于鼓勵引導民間資本進一步進人電信業的實施意見》。該政策對民資進入電信業將產生重大影響，但轉售市場開放需要政府建立話音批發價格的管理體系，以保證網絡運營商給下游轉售商的話音批發價格是基于成本的，使民資在電信市場與網絡運營商處于公平競爭的狀態；而駐地網開放需加強互聯網骨干網流量的價格監管，才能保證寬帶接入價格的不斷降低與市場競爭的公平。所以，市場開放催促監管機構建立話音、批發價格的監管體系；而駐地網開放將督促監管部門建立骨干網價格的競爭機制。
第一，建立發展與競爭狀況相適應的電信資費監管體系。我國正處于話音與寬帶數據資費監管交叉并進，多種資費結構并存階段，既需要不斷下降電信資費，又要調整上限管制范圍；對社會上提出的“以秒計費”等問題也須予以考慮與解決；更重要的是為促進寬帶發展，需下降資費；針對移動互聯網發展，需將業務資費監管延伸到終端計費軟件監管上；在新形勢下，需從保護消費者出發出臺多個管制政策，并建立新的資費監管體系。
第二，進一步推動降低話音資費水平。關于推動的方式不應僅僅要求運營商每年的降價幅度，更重要的是考慮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與競爭機制來促使價格下降與計費方式的調整。對于移動國際漫游和國際長途等國際業務，需要繼續推動電信企業加大與境外運營商的結算價談判力度，引導企業將結算降價成果盡可能多地體現到用戶國際長途和漫游資費上。同時，利用國際電聯會議等平臺呼吁降低結算價，利用各種國際合作、雙邊、多邊、自貿區等機制，將其作為政府間談判要價，推動各方共同努力降價。
第三，加強對寬帶、專線資費的管理。過去的資費監管是基于話音資費的。面對寬帶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以及其對經濟社會的巨大作用，由于寬帶、專線與網間互聯具有一定的自然壟斷性，需要資費與結算監管重點從話音資費向寬帶監管上轉變，以保證用戶能夠用得上、用得起和用得好寬帶。同時，需要繼續推動網間互聯架構優化，建立互聯網網間帶寬擴容長效機制，下調互聯網交換中心NAP點的結算價格，引導直聯結算價格的下降，以保證市場競爭的公平與無歧視。
第四，建立話音與互聯網接入的批發價管理體系。在新一輪市場開放的推動下，監管機構需要重新思考資費監管的思路與政策。長期以來，我們是主要監管話音的零售資費，而未觸及批發價的監管。但是，市場開放帶來了轉售商的大量進入，導致我們資費監管要為之轉變，建立批發與零售的雙層資費的監管體系。發揮零售與批發價格間的互動與制約作用，強化兩者協調。
來源：通信信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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