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士康總裁郭臺銘透露，2020年將在印度建設10-12個代工廠及其他配套設施，新工廠將應用于生產iPhone與其他電子產品。而在國內，富士康則是數次裁員。富士康逐步從中國大陸撤離的消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佐證。
除此之外，曾經的制造業重鎮東莞的一些制造廠商訂單驟減，面臨著要么倒閉要么外遷的窘境。
“外遷”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誰？
中投顧問宏觀經濟研究員馬遙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直言，富士康外遷工廠現象以及東莞“失寵”，凸顯了中國制造成本已經偏高，將較大程度壓縮制造企業的盈利空間。他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制造業成本在國際上處于偏高的水平，這幾年仍呈現不斷上漲的趨勢。
那么，究竟是什么成本增加，從而導致了“駱駝身上的稻草”超重？
數位受訪者首先提到的均是勞動力成本上升。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人工成本比東南亞高10倍。馬遙稱，我國人力成本逐漸攀升，近年年均增長率超過20%。“我國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用工成本不斷提高，而美國機械化程度較高，雖然平均用工成本高于我國，但是總體用工成本并不是非常高。”
奧維云網（AVC）黑電事業部總經理董敏亦提道，“我國企業已經過了享受人口紅利的時候。過去有相當長的時間，我國青壯年勞動力充沛，工資又相對比較低，表現為‘人口紅利’。而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動，農村和城鎮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小。”
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曾提出，目前社保總費率偏高，要適當降低費率，減輕企業負擔。目前員工和企業共繳納“五險一金”占比已超過其薪酬的40%，過高的社保費率已經影響到企業擴大再生產和產業轉型，尤其是對于正面臨著嚴峻挑戰的中國制造業。
面對勞動力成本的攀升，裁員便成為企業“避難”的首選。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瑞敏曾表示，從2013年開始，海爾從起初的8.6萬人減到7萬人，2014年減少1萬人。他更是坦言，“如果不轉型，就不是減少一些人的問題了，明天你的企業可能都不存在了。”
當然，除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外，還有其他因素刺激著制造業的“神經”。
“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地價被不斷炒高，企業租金成本逐年大幅提高，而美國地價比較理性，企業租金成本也相對較為穩定。”在馬遙看來，這個因素的影響程度僅次于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北京大學企業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徐明天亦稱，“這些年我國的房價漲幅也比較高。房價總能體現土地的價格，一定會攤到工業成本當中去，因為房價總要落到每個企業員工的身上。當然，土地的直接成本就是企業的成本。”
另外，馬遙還告訴記者說，我國制造企業的融資成本也比較高。
董敏告訴中國商報記者，以彩電為例，中國的電視部件成本是全球最低的，由于中國的規模化生產，電視的產能占到全球的80%。但是在渠道方面的高成本又無法回避，成為制造業的掣肘。
那么，制造業成本走高的局面該如何破解？
馬遙稱，為了降低制造成本，一方面，企業應積極進行升級轉型，將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與傳統制造業相結合，提高產品附加值及服務水平；另一方面，制造企業可以通過提高機械化程度的方式，提高生產效率，并降低人力成本。
在人力等成本不斷攀高的大背景下，近日，我國首個制造業十年綱領《中國制造2025》已經出臺。《中國制造2025》給予了以工業互聯網為特征的“工業4.0”以極高的權重，“智能制造工程”列在五大重點工程之二。在“智能制造”領域，重點突破高檔數控機床、工業機器人、增材制造裝備、新型傳感器、智能儀表等；在“過程智能化領域”，強調了以數據互聯為核心，打通企業內部及整個價值鏈的工業互聯網。“引入機器人是降低勞動力成本的一大舉措，同時減少了工序，提高了效率。”董敏稱。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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