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貶值 資金外流或面臨更嚴監管

　　近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持續貶值，創下近年來新低，市場上對資本外流的擔憂有所升溫。

　　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今年以來，我國上市公司擲千億“出海”并購，海外“買買買”根本停不下來。

　　根據Wind數據統計顯示，年內（今年1月1日至11月23日）共有83家上市公司發布了海外并購的新預案，涉及金額超過1323億元人民幣。而去年同期112起并購涉及的資金總額約為903.5億元人民幣，今年在金額上同比增長約1.46倍。

　　必須注意到的是，海外投資激增，不僅增加了短期外匯風險，也可能給金融穩定帶來中期系統性的隱患。同時，人民幣“流出”可能已成為資本外流的重要通道。分析人士判斷，未來如果匯率壓力加大，我國有可能進一步加碼資本管控。

　　海外投資熱情高漲

　　1至10月境內投資者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ODI同比增長53.3%，達9619.3億元人民幣。

　　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至10月境內投資者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ODI同比增長53.3%，達9619.3億元人民幣，已經超過去年同期1039.1億美元的實際使用外資金額FDI。

　　有分析認為，一方面是對外投資的火熱，另一方面是對內投資增速放緩。在日前舉辦的中國金融開放論壇上，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目前對內制造業的投資增速放緩，“2015年幾乎出現了零增長。但是對外資本輸出增速非常快，2016年前9個月同比增長了50%以上。”

　　“制造業投資的增速急劇下滑，和制造業吸收外來直接投資有著很大關系。”連平認為，“2015年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近乎零增長，這就是產業當中出現的大問題。與此同時，另一個大的產業——服務業也在吸收外資，但是由于種種原因，服務業的開放度比較低，開放的領域也不多，加上開放的地方門檻很高，服務業吸收外資的能力比較有限。因此，從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兩個大的產業來看，整個吸收外資的能力在急劇回落，這是未來會形成資本和金融賬戶逆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Wind數據統計顯示，在上市公司出海并購的案例中，既有基于對產業鏈上下游補充需求而發起的并購，也有進入新的領域、獲得新技術為主要需求而引發的并購。對于當下的投資狀況，連平表示，貨幣匯率的變化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貨幣的貶值帶來資產價值的縮水，還會帶來進一步貶值的預期，反過來會促進資本的外流，這兩者之間會持續產生互相促進、互相加強的態勢。今年以來，民間投資下滑，在這個過程當中，人民幣的貶值也給它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資本外流管控或加碼

　　海外投資激增，不僅增加了短期外匯風險，也可能給金融穩定帶來中期系統性隱患。中金公司分析認為，不排除我國進一步收緊資本管制的可能性。

　　近日有媒體報道，我國擬收緊對企業海外投資的管控，對部分業務實施規范監管，包括交易額在100億美元及以上的特別大額對外投資項目、國有企業境外購買或開發中方投資額在10億美元及以上的大宗房地產項目以及中方投資額在10億美元及以上的非主業大額并購和對外投資項目。

　　“如果確認，此舉將是我國應對資本外流的又一努力。”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年三季度，中國資本賬戶錄得創紀錄的2075億美元逆差，其中直接投資凈流出314億美元，證券和其他投資流出1761億美元。今年前三季度（國際收支口徑），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比增長45.0%至1765億美元，較同期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高出781億美元。

　　與波動較大的證券投資不同，直接投資通常被認為是更加穩定的中長期投資。從這個角度看，梁紅認為，近期持續的直接投資逆差或許更令人擔憂。而人民幣短期貶值壓力可能會進一步加深這種憂慮。自美國大選以來，美元指數累計走強3.7%。雖然對CFETS貨幣籃子保持穩定，但人民幣對美元也相應貶值了2.0%。

　　“海外投資激增，不僅增加了短期外匯風險，也可能給金融穩定帶來中期系統性隱患。”梁紅認為，我國對外資產過度集中在外匯儲備上（截至6月占GDP的30.4%），而私人部門投資與其他國家相比嚴重偏低（截至6月僅占GDP的27.7%，遠低于美國的133.8%和日本的161.0%）。

　　在梁紅看來，中國海外投資增長是確定的中長期趨勢，但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企業走出去，需要時間去學習和適應當地文化、社會規范、監管框架和法律制度。如果不是真正的投資機會而是受人民幣貶值單邊預期所驅動，那么當形勢發生變化時，部分高杠桿的海外投資可能不得不支付昂貴的“學習成本”，更何況一些企業甚至在本土市場的投資成績也都不佳呢。此外，一些企業在國內大量借入人民幣資金、在海外大肆購入外幣資產，而自身資本金又不充裕，在走出去過程中面臨著嚴重的貨幣錯配風險。一旦出現問題，銀行首當其沖，將會因此遭受巨大損失。新興市場經驗已反復證明，受貨幣升值或貶值單邊預期驅動的資本流動在市場調整時將給當地金融機構帶來嚴重沖擊。換句話說，盲目地進行海外擴張有可能會危及金融穩定。而當涉及國有資產時，政府更有責任確保其配置的安全和效率。

　　從年初至今，人民幣累計凈流出1.8萬億元，而離岸人民幣存款卻至少下降了2557億元。這一對比表明，人民幣流出可能已成為我國企業規避外匯管理、實現資本跨境并最終轉為外匯資產的重要渠道。梁紅認為，境外投資、境外放款等境外融資項目已成為資本項下人民幣流出的重要渠道，而股息、紅利及利潤等匯出也呈上升趨勢。總之，對本外幣資本管理的差異可能會引發監管套利，導致人民幣加速流出。

　　“往前看，如果匯率壓力加大，有可能進一步加碼資本管制。自去年8月匯改以來，人民幣貶值預期在市場上揮之不去，而美聯儲加息、美元走強可能繼續強化這種預期。”與此同時，梁紅認為，我國不應而且也不會允許人民幣大幅貶值，但我國外匯儲備已接近3萬億美元的邊緣。

　　面對多重挑戰，中金公司分析認為，不排除我國進一步收緊資本管控的可能性，潛在措施包括：敦促出口企業結匯；打擊虛假貿易，尤其是高報進口的行為；以及將人民幣流出納入本外幣一體化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當然，此舉并非要叫停海外投資，而是加強規范監管，對一些項目（如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會繼續支持，而對其他一些（如以監管套利為目的的）則可能會加強審核。

　　境外保險火爆引關注

　　境外投保潮實際上是一種資金外流的方式。境外投保突然熱起來，跟人民幣近期貶值有一定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幣貶值的背景下，近期出現了境外保險異常火熱的現象。在厚生智庫研究員趙亞赟看來，境外保險也是轉移資產的方式。因為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保險作為一種金融資產是可以流動轉讓的。這種境外投保潮實際上是一種資金外流的方式。境外投保突然熱起來，跟人民幣近期貶值有一定關系。

　　趙亞赟告訴中國商報記者，中產階層沒有能力大量購買境外資產保值，于是境外投保就成了一個避險的渠道。趙亞赟認為，監管層要正視這個現實，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增加普惠金融投資產品，來幫助中產階層資產避險增值，一味限制是無法堵住這種螞蟻搬家式的資產外流的。

　　而近期有傳言稱，中國銀聯于10月29日凌晨0點起，全面暫停了以銀聯為支付渠道繳納儲蓄分紅型香港保險的保費，盡管銀聯已經“辟謠”，稱并未停止境外保險類商戶的銀聯卡支付服務，但銀聯同時也重申，境內發行的銀聯卡僅可進行個人旅游、消費類支付，不得用于資本和金融項目交易。

　　在中國金融智庫研究員楊國英看來，從維護境內金融穩定的層面講，銀聯的做法確有可取之處，況且，從屬于資本項目下的購買香港保險行為，本身就是內地政策所沒有放開的。不過，考慮到資金外出的通道繁多，尤其是一些地下錢莊可能因為透明渠道的被堵而更加不容易監管，這決定了維護金融穩定需要疏堵結合，其中包括進一步明確政策取向，以此穩定市場預期，以及開拓更多的投資渠道，滿足內地居民日益增長的資產配置需求。

　　從積極進行財富管理的意義上講，由于人民幣貶值預期，以及國內資產荒導致的投資收益率整體下滑，國內的理財市場已經很難滿足部分國人的資產配置需求，而海外資產配置的需求則持續升溫，楊國英認為，對這種需求要科學引導和疏解。當下，一定的管制對于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確是必要的。而與此同時，內地居民熱衷購買香港保險也反映了高漲的海外資產配置需求，這要求金融維穩工作在堵漏的同時，也要注意穩定市場預期、疏解合理的投資需求。（本報記者白琳）

　　轉自：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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