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第一個體現“綠色稅制”的綜合稅種，環保稅平穩實現了排污費“費改稅”并順利完成首年征收，為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全新動力。
中國第一部體現“綠色稅制”的單行稅法——《環境保護稅法》從2018年1月1日正式實施，到現在已經滿周歲。
作為我國第一個體現“綠色稅制”的綜合稅種，環保稅平穩實現了排污費“費改稅”并順利完成首年征收，為推進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全新動力。
“費改稅”轉型成效顯現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負責人介紹，經稅務總局與財政部、生態環境部等部門持續協作，上下聯動，平穩順利完成了稅費轉換。
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全國共有76.4萬戶次納稅人順利完成稅款申報，累計申報稅額218.4億元，其中減免稅額達68.6億元。2018年上半年環保稅申報入庫為96.8億元，與上年同期同口徑排污費相比增長22.1%。
從應稅污染物類型看，2018年前三季度對大氣污染物征稅135億元，占比89.8%，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般性粉塵合計占大氣污染物應納稅額的85.7%；對水污染物征稅10.6億元，占比7.2%；對固體廢物和噪聲征稅4.7億元，占比3.0%。
中研普華研究員劉武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環保稅確立的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和高危多征、低危少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有利于引導企業加大節能減排力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同一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另一方面，環保稅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這一征收機制，帶來企業的發展思路轉變，節能減排成為“有利可圖”的事情。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開征環保稅的環保意義大于財政意義，對實現污染物減排，促進企業轉型和結構優化都具有較大的積極作用，不但有利于強化企業治污減排責任，而且還進一步提高了全社會的環保意識，推進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
根據環境保護稅法第十三條的規定，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排放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低于排放標準50%的，減按50%征收環境保護稅。
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享受達標排放免稅優惠的城鄉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累計免稅27.3億元，占減免稅總額的40%。
此外，2018年10月25日印發的《通知》明確：“依法設立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生活垃圾填埋場、生活垃圾堆肥廠，屬于生活垃圾集中處理場所，其排放應稅污染物不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的，依法予以免征環境保護稅。”
劉武表示，從建立綠色稅收體系的要求來看，我國長期以來缺少針對污染排放、損害生態環境行為的專門稅種，這限制了稅收對污染、損害環境行為的矯正力度，弱化了稅收的生態環境保護作用。開征環境保護稅，增加了政府保護環境的手段，有利于與其他保護生態環境的手段形成合力，發揮環境治理的協同效應，通過環境保護稅立法過程，也增強了社會的環境保護意識，強化了企業治污減排的責任。
轉型成長中的“煩惱”
不容忽視的是，我國環保稅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環境稅稅種，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很有限，而且從費到稅的轉變涉及許多相關部門的協調，征管工作相對復雜，在執行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相比較之前實行多年的排污費，環保稅具有法定性和強制力，對企業的自我約束起到了一定作用。環保稅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污染者付費”的原則，稅務部門依據法律條款嚴格執法，多排放多繳稅成為企業生產剛性的制約因素。
數據顯示，在大氣污染防治任務較重的京津冀地區，環保稅開征以來，地區二氧化硫同比下降了2.2萬噸，降幅達22.7%；氮氧化物同比下降了3.5萬噸，降幅為13.1%。
根據相關媒體報道，有業內人士坦言，征收環保稅，企業經營成本上升，環保投資加大，壓力很大。希望地方政府在征收環保稅時，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對于達標的企業，給予適當減免或退稅獎勵，從而達到激勵的作用。
宋清輝表示，這種想法是狹義的，國家征收環保稅并不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而是為了促進環境生態保護，其生態意義遠遠大于財政意義。但是，個別地方政府“一刀切”的現象也是客觀存在的，未來相關地方政府部門在征收環保稅過程中，應避免“一刀切”，對一些達標企業應適當給予適當減征或退稅獎勵，以達到激勵作用。
劉武說道，通過環保稅來倒逼企業改進技術設備、實現綠色轉型，盡管從全行業、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好事，但是具體到單個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它們首先感覺到的可能是經營成本的增加。同時，對環保的投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占部分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資，這對企業提升技術競爭力和長遠發展形成壓力。建議在征收環保稅的同時，有關部門還應當加大在其他領域減稅降費的力度，讓企業在積極治污減排時沒有后顧之憂。
“目前環保壓力并非企業面臨的最主要壓力，”卓創咨詢稀土行業分析師張偉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補充道，在國家不斷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企業通過調整企業產業結構，促進新舊動能轉換，加大節能減排力度，這幾年的改革調整下來，一部分重污染、高耗能企業或是兼并重組，或者設備技術升級，污染物排放已經有一定減少。而對于另一些環保壓力較大的企業，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支持企業，比如融資、貸款等緩解企業的其他方面壓力。
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
宋清輝指出，地方征收環保稅的過程中，目前面臨諸多挑戰，其中最大的挑戰是識別排放數據的真實性，沒有真實性的排放數據，環境部門和稅務部門就沒有辦法銜接，識別異常申報，這也對環境監測部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國稅與地稅機構業務完成合并。一位基層國稅人員告訴《中國產經新聞》記者，目前環保稅到底收多少，是由環保部門核定，然后報到稅務部門，由稅務局征收，具體的征收方式和部門協作，仍按照《環境保護稅法》和實施條例執行。
此外，《環境保護稅法》規定，應稅大氣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污染當量1.2元至12元，水污染物的稅額幅度為每污染當量1.4元至14元，具體適用稅額可由各地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法定稅額幅度內決定。
也就是說，環境污染在各地區之間各不相同，《環境保護稅法》允許不同地區在最低稅率基礎上，根據地區的環境承載能力執行差異化稅率。比如，北京市按照10倍的上限確定了本地區適用稅額，即大氣、水污染物適用稅額分別為每污染當量12元和14元。而遼寧、吉林、江西、陜西等省份則執行了最低標準，即每污染當量分別為1.2元和1.4元。
在劉武看來，環保稅作為國內首個特殊的專業化稅種，其核定（環保部門）和征繳（稅務機關）處于“兩張皮”狀態，環保部門作為征繳依據的核定者，能否不根據地方行政指令搞地方保護主義，成為環保稅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一環。
另外，宋清輝也提到，當前環保稅征收只有一周年，能夠借鑒的國際經驗也很少。在目前的征稅執行中，還存在一些違規行為。有一些企業為了達標不惜對污染物排放數據弄虛作假，還對相關政府主管單位行賄。與此同時，部分地方管理單位在環保稅征收環節，進行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行為，造成了惡劣的社會不良影響，也破壞了環保稅法的權威性。今后，亟須健全環保法規處理、懲處等機制，合理規避這類事情的發生。
劉武表示，要化解“兩張皮”難題，目前看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改環保稅由國稅部門征繳，以此對地方環保部門形成一定威懾。至于具體的環保稅收入，仍可以通過適當途徑返還地方使用。
“針對在這一年出現的問題和挑戰，未來應該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提高數據及時共享能力，實現更大力度專業化征管，這是今后環保稅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宋清輝說道。
劉武說道，未來環保稅將會出現更多的差別化，在單個企業繳納環保稅方面，排放高和排放低的企業將會存在較大差別，這也會增加企業減排動力。（記者 趙碧）
轉自：中國產經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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