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快不快？網費貴不貴？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影響互聯網+發展的“絆腳石”。為此，今年以來，國家多次強調要“提速降費”。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十三五規劃建議》）中也提及了“提速降費”問題。該規劃建議中這樣寫道：“完善電信普遍服務機制，開展網絡提速降費行動，超前布局下一代互聯網。”這被視為是拓展網絡經濟空間的重要舉措。
“提速降費”多次提出
早在今年上半年，國家就多次對“提速降費”問題進行表態，要提高網速，降資費。在短短幾個月內國家三次督促寬帶“提速降費”，到現如今“提速降費”逐漸以“互聯網+時代下經濟發展助推器”的形式被寫進《十三五規劃建議》當中，到底“提速降費”的開展有何必要性？
對此，中國商報記者在對業內專家的采訪中發現，過去通信作為國家基礎設施，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傳統產業的發展，而現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正在不斷影響著新興互聯網產業的發展。中國通信業知名觀察家項立剛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目前國家大力倡導的電子商務是建立在信息交流的基礎之上的，信息交流效率的提升無疑會成為電子商務發展的有利條件。因此，降低成本、提高速度成為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他還認為，如果不實施“提速降費”，經濟發展可能會失去一個積極有利的推動條件。
此外，降低成本、提高速度還有利于更多人加入到互聯網從業隊伍中，促進網絡經濟的發展。有業內人士表示，移動互聯網逐漸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占據重要地位，近年來一大部分創新創業的企業都聚焦在移動互聯網領域。無論是互聯網新興產業還是傳統行業與互聯網的融合，都需要一個速度快、費用低的網絡做支撐。
睿信致成管理咨詢公司合伙人王丹青告訴中國商報記者，為保證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利用網絡開展業務，需要降低其使用成本，保證更多的人能使用、利用互聯網。此外他還表示，現有的網絡環境已經可以滿足“提速降費”的要求。
確實，隨著經濟的發展，“提速降費”也成為必然趨勢，因為其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基礎。
在國家三促“提速降費”后，三大運營商也用實際行動做以回應。中國移動表示，預計到2015年底，流量綜合資費將同比下降35%以上，網絡能力和網絡速率將大幅提升；中國電信也表示，預計今年流量資費平均降幅將達30%左右，寬帶免費提速，每Mbps價格降幅近4成；中國聯通則表示，將降低全網移動用戶數據流量綜合單價20%以上，有線寬帶套餐最高降低近1300元。
11月5日，在工信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工信部新聞發言人、總工程師張峰也對“提速降費”的實施現狀進行了總結。據他介紹，初步統計，50Mb和100Mb帶寬的價格平均分別下降了30%和20%，其余速率均實施了不同程度的提速不提價。在移動流量的資費方面，三家企業相繼推出了面向全國移動用戶的資費套餐。同時，從10月開始面向所有移動網絡用戶實施套餐內流量當月不清零。此外，還陸續推出了降低國際漫游費、流量資費的措施，平均降幅也超過了80%。因此，不論是提速還是降費，都有了一個好的開端。
但是相較于其他國家，我國的網絡水平仍然有待加強。根據國際電信聯盟的評估，我國在世界范圍內的排名在80位以后。加大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網絡帶寬，顯然還有很大潛力，很大空間。
企業級市場被忽略
雖然目前“提速降費”行動已經有了一個較好的開端，但是進展過程十分緩慢。從三大運營商提供的方案便可看出，公眾所期待的全業務大規模降低資費并沒有得到很好體現，其措施主要是通過綁定套餐或推出新的降低資費套餐服務來體現降價，在提速方面的舉措就更是少得可憐。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長期以來我國移動網絡資費居高不下，網速普及率低呢？
王丹青對記者分析了資費較高的背后原因，他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系統性的問題，不論是從市場層面還是從國家層面，前期投入了大量基礎設施的建設，因此會涉及到一個成本回收問題，如果定價較低，就無法保證成本在計劃時間內收回，無益于企業的長遠發展。
另一方面，從三大運營商的角度看，降低費用包括運營成本、后臺操作形式的變化，這些都會對企業的經營產生一定影響，因此，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就會大打折扣。基于此，網絡降費的進程較為緩慢。
在提高網絡速度方面，由于中國地大物博，互聯網的發展極其不均衡，網絡整體普及率較低。行業觀察家由天宇對中國商報記者表示，國內各地的基礎條件不一導致經濟發展不均衡，各地之間經濟狀況和收入水平的差距很大，因此當一線城市的4G網絡很普及的時候，部分地區還只有2G網絡。因此，對網速全國各地的需求也不盡相同，經濟發達地區可能在現有網速的情況下更多地思考如何放開流量上限，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任務就是通過加大基礎設施的建設擴大網絡用戶規模，從而能進一步實現網速的提高。
王丹青對此也表示認同。他告訴記者，三四線城市以及偏遠地區是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薄弱環節，在這些地區，設備的完善、標準的提高都要遵循國家戰略的制定，依靠長期發展來實現。
“費用和技術能力就是一個平衡的過程，3G時代的網絡速度和4G時代的網絡速度，均與當時的網絡技術相匹配，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而以這樣的平衡去推動提速降費，需要一個過程。”王丹青說。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消費者更加關注的是家庭網絡寬帶、個人流量資費的下降。如果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提速降費更應該面向企業級商業市場，著手解決商業企業用戶的高價網費問題。
對此，由天宇向記者表示，在互聯網+時代背景下的“提速降費”應是B2B模式，只有惠及企業用戶才能更好地助力產業發展。
然而，在商用帶寬服務提供商看來，三大運營商幾乎沒有提出任何相關方案。國內商用WI-FI網絡服務提供商邁外迪的CMO夏華劍在接受中國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談及網絡降費，易被忽略的是企業級市場，但實際上企業帶寬的資費卻非常高昂。
他表示，企業市場與家庭市場的寬帶價格完全不在同一個量級。類似于邁外迪這樣的網絡服務提供商仍要向三大運營商采購上游帶寬，再轉化為WiFi之后向企業提供前端服務。由于是以企業的收費標準進行采購，所以付出的成本非常高，企業級百兆光纖收費相當于普通用戶的百倍。
夏華劍還強調，即便是在提出“提速降費”之后，企業級市場的網絡帶寬價格也未見降低，“我們每天都在大量地采購企業級帶寬，但是沒看到有價格松動的跡象。”他表示，希望三大運營商及所謂的二級運營商能夠在自身成本可接受的范圍內，逐漸把企業級市場的資費降下來。
在不少業內人看來，要發展偏遠地區的網絡水平并同時滿足各類市場的需求，可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認為‘提速降費’這件事情要永遠做下去，并非達到某個目標之后就可以停下來。”項立剛表示。
突破靠技術和用戶
雖然“提速降費”將會是一個漫長持續的過程，但是如果明確了實現“提速降費”的關鍵因素，或許會有助于“提速降費”最終的落地實施。從運營商運行角度，技術和用戶規模被眾多業內人士一致認為是開展“提速降費”行動的關鍵所在。
首先，在技術層面上，需要不斷地提高與革新。項立剛提出，在2G時代，1Gb流量的價格是1萬元，一般用戶每月大約使用5至10Mb。然而3G時代1Gb的價格降到了300至400元，一般用戶每月大約使用200至400Mb。當4G時代到來之后，基本上1Gb的價格在50元錢左右，偶爾包含特殊優惠。1Gb從1萬元到50元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科技的進步，當然速度的提升更離不開技術。
其次，在用戶規模層面上，通過使用新技術得到的產品如果能讓更多的用戶使用，那么單位用戶所負擔的技術成本就會大大降低。比如4G網絡的建設費用是1千億元，以10年為使用年限，一年成本為100億元。建設成本需要用戶來承擔，假設是1億用戶來承擔每年100億元的成本，人均費用就會很高。但是如果3億用戶來承擔成本，人均資費就會有很大的降價空間。如果有6億的用戶共同承擔成本，降價空間則會更大。
項立剛表示，在三家運營商當中，網絡建設的成本基本相當，之所以中國移動的收入和利潤是聯通和電信的總和，正是因為中國移動有8.5億用戶，龐大的用戶基數降低了單位成本，因此可以取得較高的利潤。
王丹青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互聯網邊際效應明顯。成本基本會保持在一定水平，使用的人數與單位成本成反比。且人數的增加不會產生過多的新投入，因此網絡的普及率是“提速降費”很重要的一個維度。
因此在運營商的運行過程中，提升技術和擴大用戶規模是“提速降費”的關鍵性因素。
此外，在宏觀的導向上，促進市場化競爭也有利于更快地實現“提速降費”。工信部部長苗圩在近期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根本上來說，開展“提速降費”行動要依靠進一步鼓勵競爭。在他看來，競爭是促使企業改進服務、降低資費、提高網速最有效的一個辦法。
由天宇也向記者表示，充分利用市場化的機制與手段能夠更好地落實“提速降費”要求。去年以來國家逐步開放了虛擬運營商，雖然現在虛擬運營商主要依靠二次售賣帶寬、流量，成本較高，用戶規模還小，但是虛擬運營商提供的業務會更靈活，服務體驗也會更好，因此促進競爭的本質是對的。
近年來工信部也在鼓勵競爭方面做了一些嘗試，如在移動通信方面，允許42家民營企業進入移動通信領域；在固定網絡的建設方面，今年年初在16個城市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寬帶市場，向民間資本開放62家試點，以及目前正在推進三大運營商建立一個相對均衡的競爭格局。“所以，隨著這些工作的不斷推動、競爭的不斷加劇，用戶的網速會越來越快，服務會越來越好，價格也會越來越低。”苗圩表示。（見習記者房雅楠）
來源：中國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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