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底建立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制度并于2009年發布第一份《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以來，國家統計局于近日發布了第10份關于“農民工大數據”的報告。
這份《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引起了廣泛關注，原因有幾方面：從總量看，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到2.88億，但2018年農民工增速僅為0.6%，出現歷史新低；從農民工分布重點地區看，流入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比上年減少了186萬，降幅為3.9%；從2018年進城農民工數量看，比上年減少了204萬。
第一財經記者對2009~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進行梳理發現，上述幾個角度數據呈現的變化趨勢，從10年前就開始了。
總量增速高點在2010年
回顧10年整體數據可以看到，農民工總量在2008年為22542萬，到2018年達28836萬人，增幅為27.9%，年均增加629.4萬農民工。
每年新增農民工數量在2010年和2011年達到高峰，分別為1245萬人和1055萬人，增速也分別達到5.4%和4.4%。從2011年開始，總量增速放緩：2013年回落幅度最大，為1.5個百分點；至2018年末增速降至0.6%，比上年回落1.1個百分點。
2018年農民工總量雖然比上年增加184萬人，但增量比上年減少297萬人。
中泰證券李迅雷在《農民工去哪兒了》一文中分析稱，從大趨勢看，新增農民工數量減少是必然的。農業可轉移人口數量的遞減是人口規律。從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就開始下降。
2018年報告顯示，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趨勢，至2018年占比為22.4%。
李迅雷認為，第一代農民工都老了，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戶，只好告老還鄉。這也是新增農民工減少的原因之一。
農民工“中西飛”
從農民工流入地區看，近10年農民工“中西飛”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李迅雷認為，中國經濟轉型，就業人口從第二產業流向第三產業、從低端轉向高端。在這一過程中，年紀大且缺乏技術專長的農民工的就業難度增加，也不得不離開制造業相對發達的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務工占比仍過半，但總量在減少；外出農民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2018年東部地區農民工比2010年減少441萬人，降幅為2.7%；中部地區的農民工則從2010年的4104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6051萬人，共增加1947萬人，增幅為47.4%；西部地區的農民工，由2010年的3845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5993萬人，共增加2148萬人，增幅為55.9%。
從農民工流向重點區域看，從2008年到2018年，長三角農民工增長近2400萬人；珠三角地區2018年農民工數量幾乎回到2008年水平，僅增加了300萬。在2009年出現“用工荒”之后，珠三角農民工總量大致都少于長三角地區，并于2017年開始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
進城農民工在減少
統計局報告從2016年開始公布進城農民工數據。所謂進城農民工，即指居住在城鎮地域內的農民工。城鎮地域劃分與計算人口城鎮化率的地域范圍相一致。
從2016~2018年三年數據看，進城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比重都接近一半，但占比從2015年的49.5%降至2018年的46.8%。此外，進城農民工總量也在減少。2018年進城農民工比2015年減少236萬人，2018年比2017年下降1.5%。
從外出農民工數量看，一方面是總量的增加，但另一方面是增速放緩。
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從2008年到2018年，外出農民工增幅略低于總量增幅，年均增加322.5萬人。外出農民工在2010年也出現一次最高增速達5.5%，此后增速放緩。
2011年開始，去省外務工人數減少，改變了多年來外出農民工跨省流動比重大于省內的格局。2018年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占比44%，省內流動占比為56%。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曾經在一次演講中用2010年的數據分析了城鎮化的結構，即16%為城鎮人口“自然增長”；26%為農民工；53%是因行政區劃調整的“就地轉移”。農民工26%的貢獻率如果繼續，城鎮化就具有可持續性。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減速后，也需要依靠每年幾百萬到上千萬的農民工繼續從農村轉向城市。
國家統計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制度。從2015年起開展的農民工市民化監測調查，從輸入地城鎮的角度反映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現狀。
轉自：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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