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大學生朱炳輝成功創辦智能機器人公司，不僅開創自己的事業，還招用20名大學生；山東濟南，市民張忠華在政府幫助下當上了一名廣場保安，解決了一家溫飽；廣東廣州，1800多名來自四川的農民工乘專列抵粵就業，奔向新生活……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每時每刻每地，都在上演著就業的故事。
就業穩則人心安，就業穩則信心足。
堅持就業優先，鼓勵創業就業，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就業工作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億萬百姓有了賴以謀生的“飯碗”，生活越來越甜美，心勁兒越來越高。
從1.8億到7.8億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
“全球每年失業人口以220萬的趨勢增加，而中國卻在為世界新增就業機會”“中國就業名列世界首位！”……2017年，國際勞動組織、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紛紛點贊中國就業表現，“中國就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就業發展之路：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就業結構不斷優化，就業質量顯著提升，勞動力市場日趨完善……“70年來，我國保持了就業形勢長期穩定，有力支撐了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人社部就業促進司司長張瑩說。
回眸70年，這是一份亮麗的就業答卷：
——億萬勞動者找到工作，開啟幸福生活的大門。
1949年，全國就業人數只有1.8億人，2018年，增加到7.8億人，增幅達329.1%，高出同期全國總人口增幅1.7倍。
“黨的十八大以來，連續6年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300萬人以上。”張瑩說。
——從一產到三產，就業結構完成從“金字塔形”到“倒金字塔形”的轉變。
江蘇南京，27歲的袁建剛剛榮升為一家西餐廳的甜品主廚。“我家里人和西餐一點都不沾邊，爺爺種了一輩子地，爸爸在廠里打工。”高中畢業后，袁建拒絕與父親同行，一頭扎進了餐飲業。
袁建家三代人的職業變遷正是中國就業結構變遷的縮影。
1952年，絕大多數勞動者以農業為生，而后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二、三產業就業人員迅速增加，到2011年，第三產業首次成為吸納就業人數最多的產業。2018年，我國一、二、三產從業人員占比分別為26.1%、27.6%和46.3%，逐步形成服務業占主導的現代就業模式。
——從農村到城市，城鄉就業格局發生歷史性轉變。
“進城，那可是件大事兒”。新中國成立時，大多數勞動者都在鄉村就業，城鎮就業人員僅占8.5%。直至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步放開制度的藩籬，釋放勞動力市場的活力，城鎮就業人員才迅速增加。2014年城鎮就業比重首次超越鄉村，達到50.9%。2018年，城鎮就業人員達4.3億人，占全國就業人員比重進一步提高到56.0%，較改革開放之初增加了32.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0.8個百分點。
——工作生活更加平衡，老百姓更多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1994年，結束單休制度，實行“大小禮拜”；1995年，全面施行“雙休制”；1999年，調整形成黃金周；2008年，出臺帶薪年休假制度……
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國全年法定休息日才59天，現如今實行每周雙休，再加上法定節假日和帶薪年休假，全年休息日可達120天以上。
從鐵飯碗到造飯碗 以創業帶動就業
1978年12月18日，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第一次放下鋤頭，走進了“石巖公社上屋大隊熱線圈廠”，成為新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打工妹”。
“當時用的是淘汰下來的舊機器，用腳踏、手搖生產電吹風里的電熱線圈。工作條件雖然艱苦，但不用再下地種田，工資還比種田的收入高3倍。”
1980年12月21日，溫州姑娘章華妹拿到了中國第一張個體戶工商業營業執照，懵懂中偶然成為“中國個體戶第一人”。
“當時大家還是羨慕在國企、集體企業工作的人，看不起做小買賣的，自己也感覺頭都抬不起來，但做了一段時間，發覺每天都有幾塊錢進賬，感覺特別高興！”
1996年7月10日，盧燕奔波在鄭州的街頭，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跑面試，成為我國第一批自主擇業的大學生。
“當年新政策出臺，我們這批畢業生回原籍可以‘包分配’，留在城市則要自己找工作，猶豫再三，我當時決定自己在鄭州找工作。雖然整整跑了20多家學校才找到工作，但我尤為自豪。”
70年來，取消“大鍋飯”，打破“鐵飯碗”，從分配就業到雙向選擇，從千軍萬馬擠“獨木橋”到選擇到基層就業，從謀求穩定就業到在創業天地里自由奔跑，我國就業制度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時代的“統包統配”向市場就業的跨越式發展。
改革開放后，隨著生產力的極大釋放，對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需求日益提升。“從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結合的‘三結合’就業方針發展到上世紀90年代‘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就業方針，我國勞動力市場不斷培育發展壯大。”張瑩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創新創業進入黃金時代。
創業是更加積極的就業。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大力營造有利于創業的體制機制環境，創業熱潮噴薄而出。
——改革釋放活力，讓勞動者想創業。
實施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開展“多證合一”“證照分離”等市場主體準入改革，在“放管服”改革的推動下，市場主體井噴式增長，2018年全國日均新設企業1.8萬戶，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新就業形態大量涌現。
——改革搭臺助力，讓勞動者能創業。
創業資金雪中送炭，創業平臺鋪路搭橋，創業導師答疑解惑……目前，我國眾創空間數量達5500多家，科技企業孵化器超4000家，創業投資機構逾3500家，為“草根創業者”解決難題。
從穩存量到擴增量 著力化解結構性矛盾
新中國成立初期，400萬失業人員需要解決就業問題。在那一階段，我國采取了失業救濟金、以工代賑、生產自救、轉業訓練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動了就業工作，對當時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20世紀80年代初，為解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就業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提出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擴展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就業渠道，廣開就業門路。
9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問題凸顯。我國明確建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條保障線，筑牢保障網，絕大多數先后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按時領取基本生活費，成功地實現了企業富余人員分流的“軟著陸”。
“正是由于我們重視并致力于解決就業問題，不僅為勞動人民解決了飯碗問題，而且使共和國一次又一次地渡過難關。” 中國就業促進會會長張小建說。
當下，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環境，我國面臨更加復雜而艱巨的就業任務，城鎮就業壓力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同時出現，新成長勞動力就業與失業人員再就業相互交織，總量矛盾和結構矛盾并存。
2018年年底以來，中央明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并首次置于宏觀政策層面，一系列穩就業措施出臺：
對經濟發展施加影響，使之更有利于擴大就業；對勞動者就業予以政策支持，調動其自主創業的積極性；對企業用人給予政策引導，使之愿意更多吸納就業；對困難群體加大政策扶持，幫助他們擺脫失業困境；對市場供求匹配施加影響，強化公共就業服務和職業培訓；將失業治理防線提前，進行預防和調控；對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完善，使之與促進就業形成聯動……
“總之就是要千方百計穩崗位，力保崗位不流失，想方設法擴就業，多方挖掘崗位。同時，加大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破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莫榮說。
堅持就業是民生之本、促進就業是安國之策。“就業優先不是一時之計，而是長久之計；不是說說而已，而是要堅持貫徹始終。”張小建說。（記者 李心萍）
轉自：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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