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 續航可持續增長


    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   時間:2019-09-30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是實現我國“十三五”既定發展目標的路線方針,更是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的理論指南。落實五大發展理念關系著我國能否成功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產業升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造發展新引擎,進入經濟增長的新周期。我們用這5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切面,解析國家發展的內在之美,展示新中國70年的非凡成就,并導向未來。

      1968年,英國生態學家哈丁用“公地悲劇”描述了產權不明帶來的后果:“共有”的草場被每一個牧羊人以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侵占使用,最終公共資源消耗殆盡,所有人的生計都不可持續。

      警鐘長鳴。經歷了30年高速發展,很多地方痛定思痛轉變發展觀,把環保列為重點工作。2016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中國生態文明戰略與行動》報告,標志著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和經驗正在為全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借鑒。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總書記的話擲地有聲。

      三大保衛戰

      “爆表。”

      2016年圣誕節前夕,北京的天空一直被這個關鍵詞圍繞。12月20日夜晚,從北京東三環一路向東,因為能見度不足50米,出租車師傅的時速只能維持在20邁左右。在接下來的近一周里,霧霾覆蓋了近1/5國土。

      “看到這樣的污染天氣,我感到很內疚和自責。”2017年1月6日晚,時任環保部部長的陳吉寧在媒體發布會上說。

      在2013年,京津冀區域PM2.5平均濃度為106微克/立方米。這一年《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大氣十條”)正式發布,中國治理霧霾戰幕拉開。

      “老排在最后一個,那市長你自己看著辦。”對于各界期盼的“大氣十條”,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原副院長、現任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攻關聯合中心副主任的柴發合認為,這個計劃是有史以來考核最為嚴厲的空氣治理行動計劃。計劃要求進行城市空氣質量排名,目的是為了監督地方政府。

      到2017年,京津冀區域PM2.5濃度削去1/3。“這個改善速度快還是慢?”陳吉寧在2017年1月6日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上說,“把這個速度和發達國家做個對比,我們改善的速度比發達國家在同一發展階段還要快一些”。

      民眾感受與治霾數據存有反差,治霾工作相當于“不進則退”。

      今年6月初,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13-2018年中國空氣質量改善報告》顯示,首批實施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74個城市,PM2.5平均濃度下降42%。其中,京津冀PM2.5平均濃度比2013年下降了48%。2013年以來,北京PM2.5濃度大幅下降,從89.5微克/立方米降到2018年的51微克/立方米,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從58天減少到15天。

      以大氣污染治理為突破口的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在過去五年發生了重要轉變。在空氣質量改善報告之前,生態環境部5月7日公布的兩份表格引起了人們極大的關注。

      兩份表格分別列出了2019年一季度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排名前30和排名倒數30的城市及所在水體。這是生態環境部首次向社會發布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排名。

      生態環境部生態環境監測司司長柏仇勇表示,從2019年一季度起,今后每季度公布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和變化情況前30名、后30名的城市。與此同時,黑臭水體治理,長江流域、渤海入海河流消“劣”……通過對不同水體分類施策,“碧水保衛戰”有重點、有針對性地在推進。

      今年7月以來,以上海為代表嚴格推進的垃圾分類制度,旨在通過上游有序分類減少垃圾填埋后對土壤造成的污染。環保和城管部門指出,長遠來看,垃圾分類、處理和再利用等產業的發展,為改善因垃圾填埋造成的土壤污染問題帶來新的契機。

      一些機構甚至“測算”出了產業化治理可能醞釀的商機。萬聯證券認為,2019-2025年期間,全國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將從46個重點城市向300余個地級以上城市推進,從長遠角度看,垃圾分類處理設備的增長空間十分廣闊,相關企業將迎來逐步發展的機會。東方證券以上海模式測算,全國范圍內普及垃圾分類將孕育一個規模接近2000億元的巨大市場。

      從“查企”到“督政”

      7月8日,一份從北京市西城區西直門南小街115號發出的公函,順利抵達位于北四環西路62號的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函書告知:“不得為應付督察而不分青紅皂白地采取緊急停工停業停產等簡單粗暴行為,以及‘一律關停’、‘先停再說’等敷衍應對做法。”

      這份公函來自生態環境部,被視為開啟第二輪中央環保督察的重要信號。除了中國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上海、福建等6省(市)以及中國五礦集團有限公司也在同一時間收到了來自生態環境部的公函。

      第二輪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如火如荼地展開。隨著“環保欽差”的入駐到位,環境污染和人們的生產生活之間樹起一道道“綠盾”。

      督察期間的專門值班電話剛一開通被就打爆。“舉報的人比較多,需要排隊。” 一位值班人員向媒體披露了最高級別環保督察來河北的細節。僅在2017年,原環保部出動全國5600名環境執法人員,開展為期一年的大氣污染防治強化督查。

      兩年多來,中央環保督察掀起的“綠色風暴”席卷全國,被稱為中國環境監管模式的一次變革。去年開始,環保督察又在一些地方殺了“回馬槍”,開展督察回頭看。而第二輪的環保督察也將依照第一輪嚴格的程序進行操作。

      這一創新性的制度,實現了生態環境保護從“查企”到“督政”的轉變,給地方官員戴上了環保“緊箍”,力求打破“唯GDP論”的慣性。

      環保督察可追溯到2002年。這一年,是我國環保區域督查機制建設的發起年。

      考慮到環境問題的跨區域性和有利于克服地方政府對環境執法與監督的干擾,當時的國家環保總局開始嘗試打破原有行政區域的環保管理劃分,按自然區域原則成立全新的跨區域環保管理體制。

      該年6月,我國首先在經濟蓬勃發展的華東、華南地區試點,建立環保督查中心,此后又逐漸設立西北、西南、東北環保督查中心。2008年華北環保督查中心成立,此后,經過機構改革形成了目前總共6個區域督察局的格局。

      2014年,原環保部開始對全國地級市政府負責人進行督政約談;2015年又將觸角深入地級市(自治州)和縣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據統計,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及“回頭看”共立案處罰4萬多家,罰款24.6億元;立案偵查2303件,行政和刑事拘留2264人。第一輪督察及“回頭看”共移交責任追究問題509個。

      此后,環保督察的重點由“查企”轉為“督政”,督促、推動地方政府切實履行環保職責。

      不可觸碰的高壓線

      以環保督查為引擎,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的部署頻次密集。從頂層設計到立法、執法,環保工作變成了各部門聯動協調的“大環保”。

      2018年3月13日上午,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出爐,根據最新《方案》,國家組建生態環境部,不再保留環保部。組建生態環境部,被視為從根本上扭轉了污染防治領域的“九龍治水”局面,實現生態保護的統一監管執法,使得生態環境部門的生態環境監管職責更加明晰。

      在對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探討中,存在一條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它通過對人均收入與環境污染指標之間的演變模擬,來說明經濟發展對環境污染程度的影響。

      在這條倒U形曲線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一個國家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當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即到達某個“拐點”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程度又由高趨低,逐漸減緩。

      正是這條曲線總結了眾多發達國家的經驗,已被當作一般規律。數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珂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人均GDP達到五六千美元時,發達國家的環境質量之所以出現‘拐點’,與其同時期通過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創新促進經濟的轉型、推動企業和公眾觀念的轉變是密不可分的”。

      霧霾等環境問題的成因與市場主體的外部性密不可分。

      早在90多年前,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庇古就曾指出,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條件下,由于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不一致,造成私人行為的過度供給,其結果就是污染規模超過了最大的環境承載范圍,進而削弱了生態環境質量的基礎。

      早在1978年,我國就已經從法律方面對綠色發展做出了相關規定。這一年,我國憲法首次對環境保護做出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奠定了綠色發展的基礎。

      原國家環保局第一任局長曲格平感慨地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出臺,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并不晚,但經常“執法不嚴”。

      這種局面在2014年修訂環保法時有了改變——這部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保法擁有了更多更硬的執法手段,被人們贊到“環保法終于長出了牙齒”。

      黨的十八大以來,土壤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等相繼出臺,環境保護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大氣污染防治法等做出相應修改,長期以來“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局面得到改變。

      直到后來,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辦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等相繼出臺,制度成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

      實踐也證明,通過綠色發展視域下的企業生產環境保護法律規制,可以有效地糾正我國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產生的種種弊端,使各類主體真正實現可持續的綠色發展之路。

      變化繼續蔓延到產業和公眾中,改造升級帶來了產業結構的調整,環保也是企業的競爭優勢。公眾參與和信息公開拉近了決策層與民眾的距離,解決了多年未解的難題。公眾、企業、政府的良性互動正推動中國環境治理波浪式前進,產生了1+1+1>3的作用。


      轉自:北京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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