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增長“第二春”機會或在環珠江口灣區

　　制造業轉移至珠三角地區后，港澳的強項已轉變為專業服務。“中國模式”推向全球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有賴于“珠三角制造”與“港澳服務”的聯手。

　　鄭永年很看重珠江的出海口，他認為這是廣東擴大開放優于內地其它省份的支點。

　　7月14日，身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的鄭永年，在廣州提出“環珠江口灣區”概念，即推動珠三角地區9座城市與香港、澳門的合作，以推動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

　　鄭永年是在當日的第五屆南方智庫論壇提出前述觀點的。在這場論壇上，不少經濟學者與鄭永年的觀點趨于一致：全球政治經濟局勢正經歷復雜多變的深度調整，中國需要持續擴大對外開放以應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遇到的挑戰。廣東則需要轉變資本輸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開放模式，進一步推動資本輸出，更大范圍地參與經濟全球化。其中一大路徑是聯合港澳構建“灣區經濟”，依托自貿區等平臺推動珠三角制造和港澳服務的“走出去”。

　　推進大灣區建設

　　在前述論壇中，多名經濟學者不同程度提及“大灣區”建設及粵港澳合作。這背后，是全球政治經濟形勢深度調整，中國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都促使內地對外開放的“排頭兵”廣東做出調整。

　　以珠三角地區為代表的制造業，曾經依靠香港、臺灣等地的資本輸入，開啟了內地經濟低成本、高增長的“紅利”時代，但近年來“紅利”優勢逐漸衰減。這也是經濟學者們認為內地必須轉變開放策略的依據。

　　廣東轉變開放策略的態勢尤其明顯，其特點由單純的“三來一補”、“資本輸入”轉變為“資本輸出”、推動大型企業走出去。典型案例有華為、中興等大型企業的全球化布局，家電巨頭美的集團近期對東芝、庫卡的跨國并購等等。

　　鄭永年直言，與以往的“引進來”不同，廣東此番以“走出去”為主的對外開放將遭遇強大的海外阻力。其原因是，無論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招商引資”，還是2001年加入WTO前后強調的和世界規則“接軌”，均不存在與海外資本的利益沖突。但此番廣東資本、企業走出去，面前的道路是要么與西方既得利益者有沖突、要么只能進入發展環境相對較差的國家和地區。

　　廣東要在當前突破前述難題，就必須重塑開放的競爭力，而希望就在與之毗鄰的香港、澳門。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首席專家陳廣漢就在演講中多次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的構建。

　　“粵港澳大灣區”的提法，最早見于2015年3月發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愿景與行動》。

　　陳廣漢表示，自改革開放以來，以承接港澳產業轉移起步的珠三角地區，實際上已經探索出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即走基礎設施先行、繼而建設產業合作園區的和平共處道路。

　　而在制造業轉移至珠三角地區后，港澳的強項已轉變為專業服務。“中國模式”推向全球尤其是“一帶一路”國家，有賴于“珠三角制造”與“港澳服務”的聯手。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認為，從整個亞洲看，粵港澳是貫徹亞洲南北的樞紐，是政府對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發揮外溢效益和輻射功能的重要支撐點。

　　鄭永年提出的是“環珠江口灣區”，包含珠三角地區9座城市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珠海、中山、惠州、江門、肇慶以及香港、澳門。在廣東省內，占據行政區劃約20%的珠三角城市貢獻了全省約80%的GDP，粵東西北地區的發展層次與珠三角地區還有較大差距。而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內地試水對外開放、承接港澳制造業轉移的主要陣地亦是珠三角地區。這也是劃分“9+2”環珠江口灣區的主要依據。

　　破解產業結構固化

　　不過，無論是“粵港澳大灣區”，還是“環珠江口灣區”，建設起來并不容易。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理事長莫道明指出，構建環珠江口灣區，路徑在于通過區域經濟整合實現新一輪的工業化，而其中關鍵是破解該區域內產業結構固化問題。

　　所謂的“產業結構固化”，指的是區域內二、三產業的比重，產業自身的發展層次優化并不明顯。

　　廣東省統計局數據顯示，從產業結構看，在香港、澳門之外，珠三角地區9座城市都存在著較大比重的低端制造業。以二、三產業占城市GDP比重為參考，9座城市普遍略低于5∶5；但以二、三產業從業員工數量做比較，其結果則是，除廣州外，在包括深圳在內其余城市，工業企業員工數量占據二、三產業從業員工數量的六成左右，東莞、中山甚至高達八成。這說明廣東的整個工業部門單位產出過低。

　　莫道明撰文分析，前述情況的出現，根源在于珠江口灣區的主要大型城市對現代城市轉型和區域經濟發展都并無規劃，使得產業經濟的市場主體被鎖定在灣區。

　　一方面，廣州、深圳兩大核心城市分別提出將裝備制造業直接納入核心城區的計劃，不斷強化了大型城市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的存在，這使得制造業無法從大型城市和現有核心工業區轉移到要素供應更充足的周邊地區，從而也就無法實現由點到面的區域經濟擴張；

　　另一方面，由于周邊地區缺乏必要的第二產業升級，而使得以廣州、深圳為首的城市無法發展出可以與城市規模相當的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持續低端化。

　　因而，莫道明指出，如果環珠江口灣區建設與新一輪“振興制造業”的思潮重疊，“有必要理清環珠江口灣區需要何種制造業，以及現有的產業結構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而成型的。”

　　商務部原副部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也強調，廣東經濟的增長點不能是以往的低端制造業，下一步要抓好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的升級，需要在2020-2025年打造50~100個高端制造業群，形成一批家電、建材、新材料、新工藝、生命醫療等全球制造業的新高地。這將推動廣東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

　　那么，前述的產業結構固化問題應該如何破解呢？

　　多名經濟學者將目光投向自貿區。郭萬達指出，廣東需要借助自貿區平臺展開壓力測試，積極參與新一輪國際規則制定，其中包括香港、澳門的先進標準；同時，以開放促改革，積極打造“開明”政府，推動行政審批制度規范化、透明化，構建公平、多元、共治、價值包容的機制。

　　莫道明進一步建議，環珠江口灣區建設需要上升到國家層面，要以構建灣區現代產業體系為抓手，搞好城市群之間、城市群內部的產業分工與合作，推進核心區的轉型升級，同時組織好傳統產業從核心區的有序退出和向內陸腹地的轉移，擴大珠三角核心城市的產業輻射范圍。同時，也要研究和推進灣區不同社會治理制度的對接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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