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1+5”方案確定3年改革任務

　　在“兩會”召開前夕，廣東就出臺全國首份省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同時配發“三去一降一補”等五份行動計劃，共5萬余字。這套供給側方案明確了廣東結構“闖關”2016~2018年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到2018年底，廣東將基本實現“僵尸企業”市場出清，其中到2016年底，全省國有關停企業全部出清；到2016年底，為全省企業減負約4000億元，企業綜合成本比2014年底下降約5%-8%。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廣東以敢為人先、敢于攻堅克難的“闖關”精神著稱。現在，廣東又將開始新一輪“闖關”。

　　剛剛過去的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將時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比作結構“闖關”，并強調廣東要拿出改革開放初期價格“闖關”的勇氣。他說，這一關闖過去了，轉型升級才會有希望、有前途；闖不過去，就會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增加失足的危險。

　　結構“闖關”的說法背后，是廣東對“結構性改革”這一經濟新賽道的看重。早在“兩會”召開前夕，廣東就出臺全國首份省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同時配發“三去一降一補”等五份行動計劃，共5萬余字。這套供給側方案明確了廣東結構“闖關”2016~2018年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多處提及量化指標和具體的時間節點。

　　值得注意的重要量化指標是，到2018年底，廣東將基本實現“僵尸企業”市場出清，其中到2016年底，全省國有關停企業全部出清；到2016年底，為全省企業減負約4000億元，企業綜合成本比2014年底下降約5%-8%。

　　在結構性改革的新賽道競跑，“改革排頭兵”廣東將如何表現？

　　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汪一洋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率先進入新常態的廣東，經濟運行的結構性問題暴露得比較早，因而早在2008年就開始采取“雙轉移”等舉措“調結構”，產業結構調整、新經濟新業態培育已有成效。這使得廣東的“去、降、補”壓力相對較輕，有別于某些要“傷筋動骨”的鋼鐵、能源省份。

　　不過，汪一洋認為，廣東要完成增長原動力的切換，不僅需要出清“僵尸企業”等存量，還需要通過降費減負、鼓勵技術研發等方式使企業成為創新驅動的主體。

　　清理“僵尸企業”，廣東不會傷筋動骨“去產能”是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首要任務，而“僵尸企業”的出清又是化解過剩產能的“牛鼻子”，可謂是結構“闖關”的重中之重。

　　在國內許多省份尤其是煤炭、鋼鐵產能過剩的地區，“僵尸企業”牽動著地方經濟和黨政部門敏感的神經。“僵尸企業”之所以敏感，是因為不及時處置、出清，這些企業將繼續吸社會資源的“血”，遲滯經濟調整的步伐。

　　面對前述問題，對“僵尸企業”的資產，廣東的邏輯是精準識別、精準施策。明確界定了“僵尸企業”的內涵，并將建立全省跨經信、國資、統計、稅務等部門的“僵尸企業”數據庫，重點推進國有“僵尸企業”的處置。

　　對此，汪一洋表示，僵尸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企業不愿意關閉，政府不愿意整頓，而銀行考慮到企業申請破產而收不回貸款，一直借錢給僵尸企業維持日常運營。因而，有了明確的界定后，“僵尸企業”識別起來并不難，難的是整頓。

　　“對僵尸企業進行整頓，重點就是需要一股強有力的力量，去對其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進行梳理和整頓，從而使浪費在僵尸企業里的社會資源得以重新利用。”他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在“整頓”這一問題上，國家“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的思路在廣東得到了具體化。廣東提出精準施策，分類處理的方法。具體目標是，到2016年底，國有“僵尸企業”中，2333戶關停企業全部出清。1052戶特困企業，要通過兼并重組盤活一批、資本運營做實一批、創新發展提升一批、關閉破產退出一批，用2年時間基本實現脫困目標。盡可能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而對嚴重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非國有企業，要堅決“拔管子”、不再輸血。

　　與此同時，廣東還提出兩大產業轉移策略：對內推動珠三角地區產業梯度轉移；對外加強國際產能合作。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廣東就開始著手珠三角地區的“騰籠換鳥”，推動產業、勞動力向欠發達的粵東西北地區“雙轉移”。

　　廣東早在2008年就開始進行結構調整，全國大規模的結構調整在2014年才開始，比全國早了6年。因而，廣東去產能的壓力比其它省份輕。2008年的4萬億計劃后，廣東并未盲目保護落后民營企業，而是進行產業的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

　　在“調結構”的五六年間，廣東有7萬多家企業倒閉，或者通過兼并重組的方式重新運營，并未造成社會動蕩。相比往年數據，此次國有關停企業出清2300多家和兼并重組企業1000多家的數據并不重。

　　汪一洋說，北方的一些省份，煤炭、鋼鐵要占據當地經濟總量的一成甚至二三成，“去產能”對經濟的影響可謂是“傷筋動骨”，但在廣東，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的比重不足1%，因而動起來并無大礙。

　　分流職工“轉型升級”，補勞動力缺口

　　在“僵尸企業”資產的處置之外，因企業調整關停而面臨分流、下崗的職工如何安置，同樣是結構性改革“去產能”的重點問題。

　　21世紀經濟報道注意到，廣東并不滿足于分流人員社會保障和再就業，還強調企業職工的技能培訓，促進勞動力自身的“轉型升級”。在5萬余字的“1+5”系列方案中，有兩處專門的章節強調分流人員的技能培訓問題。與此同時，分流人員和更廣泛的職工的職業培訓問題被納入“構建新型人才供給體系”的內容中。

　　在“去產能”行動計劃中，廣東提出要優先將“僵尸企業”下崗職工納入就業創業扶持范圍，為其提供個性化的職業指導、職業培訓、創業項目咨詢和跟蹤服務。

　　在“補短板”行動計劃中，提出要開展去產能淘汰企業轉崗職工的免費職業培訓行動；同時完善補貼政策，逐步擴大職業培訓補貼工種的范圍，使培訓補貼政策覆蓋所有去產能淘汰企業職工。另外，通過校企合作改善實訓設施，針對去產能淘汰企業所涉職工的轉崗技能要求，采取“送教進廠”、定向培訓等方式提高技能培訓的質量。

　　汪一洋認為，對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來說，去產能淘汰企業轉崗、分流職工不但不是全社會的“累贅”，而且極有可能是企業主爭搶的“香餑餑”。在過去，新企業對于舊企業失業員工的承接能力比較差，但在勞動力比較緊缺的情況下，舊企業的失業員工在進行培訓后，可以在新的企業進行同等級工作難度的職位轉崗。

　　“珠三角的勞動力缺失狀況十分嚴重，這幾年來勞動力就凈減少了1400多萬人，這個巨大的缺口還是能夠彌補失業人員的需求。”汪一洋說。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社科院產業所所長向曉梅指出，隨著東南亞低成本用工地區的崛起，廣東等沿海地區“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退，急需要構建新的優勢。而原來總量龐大的廉價勞動力經過技術培訓，在技能上將超越東南亞工人，在用工成本上又相對低于歐美發達國家，因而能夠構筑起新的“人口紅利”優勢。

　　“經過職業培訓后的人口結構，對當前的結構性改革和下一輪產業轉型升級，都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向曉梅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

　　企業“降成本”，今年減負4000億元

　　相較于需要輸血而生的“僵尸企業”，經濟下行壓力下一般企業活得也并不輕松。

　　對廣東的廣大企業主來說，最令人激動的問題莫過于“降成本”。從廣東省“兩會”到全國“兩會”，都不乏來自企業界的代表委員關于“降成本”的呼喊。在這之中，前有廣東政協特聘委員、東莞臺商葉春榮“搶麥”呼吁“降社保”，后有全國人大代表、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建議降稅率。

　　作為制造業企業的代表，李東生尤其看重制造業企業的成本構成。他表示，在增值稅之外，制造業企業還承擔著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多種附加稅。數據統計，在全球經濟放緩、市場增長不足的背景下，我國制造業的平均利潤率已經不足2%。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制造業附加稅占銷售收入的比例接近0.5%，約占到平均利潤的1/4.

　　“國家可通過降低稅率方式為制造業企業降低負擔，留給企業更多的發展空間，從而促進企業增加研究開發投入，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李東生建議。

　　面對企業界的聲音，廣東此次政策措施中回饋的“大紅包”誠意十足。除了稅負成本，明確“降”的還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社會保險費成本、財務成本、電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以及物流成本。具體目標是，到2016年底，為全省企業減負約4000億元，企業綜合成本較2014年下降5%~8%；到2018年，企業負擔進一步減輕。

　　在“減稅”方面，2012年推進營改增試點以來，廣東已累計為企業減稅687億元，減負面達到98%。在改革紅利下，廣東營改增企業迎來快速發展期，試點納稅人數量從2012年的10余萬戶發展到2015年底的45萬余戶。

　　汪一洋指出，由于稅率涉及到國家宏觀賦稅判斷問題，決定權并不在廣東省政府手中。相對于“減稅”，“降費”即廣東自身能決定的行政事業性收費、中介收費，可能更容易、更早取得成效。

　　“從2013年開始，廣東就在探索打造一個無行政事業性收費的省份，只收國家應收的費用，對于留給廣東省的費用可以減免不收。”他特別向21世紀經濟報道提到。

　　據此前媒體報道，2013年10月1日起，廣東取消、免征、降低13項省定行政事業性收費；降低企業堤圍防護費征收標準。初步統計，以上措施每年可減負22億多元。

　　21世紀經濟報道注意到，在最新的“降成本”行動計劃中，廣東明確年內將實現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零收費”，從4月1日起分兩批免征省定的11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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