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正式印發《關于加快推動前沿技術創新與未來產業培育的若干措施》（以下簡稱《措施》），為這座創新之城描繪了未來制造、未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間和未來健康等六大方向的技術與產業藍圖。這份文件不僅明確了重點發展領域，更以“發展壯大”“加快培育”“加速布局”三個能級對產業進行了精準的梯度劃分，并提出了構建多層次金融支撐體系的具體路徑。
此《措施》的出臺，標志著上海在前沿領域的競爭進入了系統化、深層次的新階段。然而，如何精準定義技術階段并動態布局？如何破除學科壁壘激勵跨界創新？政府基金又如何平衡戰略導向與市場風險？針對這些關乎政策落地的核心問題，多位產業學者與專家在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進行了深度解讀，指出上海培育未來產業的關鍵，在于實現從資源配置到創新范式的全面革新。
梯度邏輯：尊重技術成熟度，動態調整防“失焦”
上海通過設立未來產業基金、建設概念驗證平臺、打造集聚區等舉措，力圖緩解項目預期難題，但如何持續優化動態評估機制、加強跨部門協同，仍是關鍵所在。
《措施》指出，發展壯大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等領域；加快培育第四代半導體、硅基光電子、第六代移動通信、類腦智能等領域；加速布局量子科技、可控核聚變、再生醫學等領域。
政策的精準性，首先體現在對技術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上。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青年研究員石少卿對中國工業報表示，上海此次對未來產業進行“發展壯大、加快培育、加速布局”的三級劃分，其內在邏輯是基于技術成熟度、產業化進程與市場前景的梯度差異。
“對于處在不同生命周期和發展階段的產業，其需要的政策支持也不同。”遠東資信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梁蘊兮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表示，此次《措施》對未來產業建立階梯式、動態精準的政策框架，旨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系統性推動上海未來產業發展。
梁蘊兮指出，對于腦機接口、生物制造等技術路徑較為清晰、應用落地基本實現的相對成熟的未來產業，政策主要著力點在于支持產業化、工程化和構建產業生態；對于第四代半導體、硅基光電子、第六代移動通信、類腦智能等技術仍有優化空間、市場正處于孕育期和驗證期的領域，政策引導的核心是通過拓展應用場景，證明其市場價值，吸引更多社會資本跟進；對于量子科技、可控核聚變、再生醫學等面向長遠、高度前沿、不確定性更強的領域，政策則主要通過引導早期探索和生態構建加速前沿顛覆性技術創新突破。
在石少卿看來，這種分層推進有助于精準匹配政策資源，避免“一鍋煮”式粗放投入，提升創新效率。
科技部國家科技專家庫專家、高級工程師周迪告訴中國工業報，對于上海這樣一個超大型城市而言，精準定義這些技術所處階段并動態調整布局，挑戰在于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和跨部門協同難度大。未來產業技術更新更快，難以精準預測技術走向和市場需求變化。同時，超大型城市行政部門和利益主體多，精準定義技術階段并動態調整布局，需打破部門壁壘，實現信息共享和協同決策，但這在實際操作中難度較大。
石少卿同樣表示，前沿科技發展速度快、國際競爭激烈，技術突破與產業化窗口難以預判，易導致資源錯配或布局滯后。此外，創新生態、產業鏈協同、人才供給等配套體系能否及時響應，也極大影響梯度劃分的科學性和調整的靈活性。上海通過設立未來產業基金、建設概念驗證平臺、打造集聚區等舉措，力圖緩解項目預期難題，但如何持續優化動態評估機制、加強跨部門協同，仍是關鍵所在。
跨界融合：破壁壘易，動“奶酪”難
成立聯合實驗室、舉辦跨學科論壇這些“破壁壘”的形式相對容易，但真正要觸動現有的科研經費分配、成果歸屬和個人晉升路徑這些“奶酪”，才是改革步入深水區的標志。
未來產業的一個核心特征是前沿技術的交叉融合，其生命力源于跨界，但最大的阻力也往往來自邊界。談及如何真正實現如腦機接口（融合了生命科學、信息科學和材料科學）這樣的技術融合，多位專家不約而同地將矛頭指向了深層次的制度與利益壁壘。
在梁蘊兮看來，前沿技術的交叉融合，不僅僅是技術的簡單疊加，更是知識體系、思維方式和組織模式的深刻革命。目前，未來產業培育面臨復合型人才稀缺化、單元孤島化等困境，因此，要真正培育出未來產業，需要打破傳統的學科壁壘和科研組織范式。
關于具體方法，一是要規避傳統高校和研究機構按學科劃分下的人才流動、資源共享、信息互通障礙，可通過建立實體化的“跨學科交叉中心”“聯合實驗室”，打破跨學科人才和知識流通的物理空間障礙。二是要產學研用深度融合。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等主體打破傳統邊界，共享知識成果，形成緊密合作網絡，打通技術研發--應用落地鏈條。三是要打破現行以項目制為主的“孤島式”研究模式，組建跨機構任務導向團隊，聚焦特定融合技術。此外，還要加速培養通識性人才，可通過在未來產業領域相關學科設立通識性課程體系，面向青少年培養后備人才力量。
石少卿表示，現行學術評價體系亟需改革，應從“唯論文、唯數量”轉向以原創性、突破性和實際貢獻為核心，引入代表作制度、長周期評價和多元主體評價，鼓勵高風險、長周期、跨學科探索。知識產權分配機制也應更加靈活，建立“權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專利歸屬和利益分配模式，明確跨界創新主體的權責，激勵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深度協作。此外，需完善創新容錯機制，允許試錯、寬容失敗，營造鼓勵原始創新和跨界協同的制度環境。
梁蘊兮同樣指出，知識產權制度方面，一方面需要填補前沿領域的賦權空白，建立更具彈性的法律框架；另一方面則要推動知識產權理念從“排他保護”向“協同創新”轉變，可通過構建系統性的知識產權共享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引導相關主體打破壁壘，推進創新資源的開放共享和高效利用。
成立聯合實驗室、舉辦跨學科論壇這些“破壁壘”的形式相對容易，但真正要觸動現有的科研經費分配、成果歸屬和個人晉升路徑這些“奶酪”，才是改革步入深水區的標志。“只有打破體制藩籬、重塑評價與激勵機制，才能有效支撐上海未來產業的高質量發展。”石少卿說。
基金運作：“母子”聯動求廣度，容忍失敗謀突破
評估標準不僅關注財務回報，更強調技術突破、產業帶動和生態構建等綜合價值。
《措施》提出了發揮未來產業基金的引導作用，采用“直接投資+子基金投資”模式。這種模式應如何具體運作，以確保既能通過直接投資抓住戰略核心，又能通過子基金網絡覆蓋更廣泛的早期創新項目？
遠東資信研究院研究員黃美霖對中國工業報表示，“直接投資+子基金投資”的雙輪驅動模式構建了覆蓋核心技術攻關與早期創新孵化的多層次投融資體系。
“在具體運作上應重點關注直投基金和子基金的額度比例。”黃美霖建議，可將“未來產業基金”中的20%左右用于直投基金，重點布局具有戰略意義的前沿項目，例如可控核聚變、AI大模型、腦機接口、生物醫藥、天基計算等關鍵領域。此類技術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社會資本往往參與意愿不足，需要由政府基金直接出資推動，如此既能確保抓住戰略核心，又能發揮政府基金的引導作用。
將“未來產業基金”中的80%左右投向戰略性突出、創新性顯著的子基金。將大部分資金投向子基金，由專業化投資機構進行市場化運作，可以有效覆蓋更廣泛的早期創新項目，形成多層次、分行業、分階段的投資網絡。具體操作來看，對子基金進行差異化定位，按照產業方向、技術階段或投資類型等進行分類。重點關注早期、種子期和成長型創新企業，特別是科研成果的轉化項目，在投資策略上強調技術前瞻性和成長潛力。同時，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撬動更大規模的資金，實現對創新生態的高效滲透。
石少卿進一步指出，可通過戰略科學家委員會和科技項目經理人團隊研判方向，直接投資聚焦重大戰略項目（如可控核聚變、腦機接口等），集中資源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子基金則遴選市場化投資機構，最高出資比例可達50%，構建覆蓋早期、種子輪項目的廣泛網絡，撬動社會資本，實現“以點帶面”的生態布局。這種模式既保證了對戰略核心的精準發力，又通過子基金網絡提升創新觸達率，兼顧深度與廣度。
然而，政策能否達到預期效果，關鍵在于其是否構建了一套真正敢于并善于“容忍失敗”的評估與決策機制，而非簡單地追求短期財務回報。應如何評估這些資金對前沿顛覆性技術項目的容忍度和支持效果？
對此，周迪表示，應建立科學的評估指標體系，定期對投資項目進行評估。同時，關注項目的研發進展、資金使用效率等，根據評估結果調整投資策略。對于前沿顛覆性技術項目，可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以長期效益為主要評估標準。
對于資金容忍度的評估，黃美霖認為，可從基金的風險承受能力判斷，例如對項目設置的容虧率、存續期是否足夠長、是否建立風險分擔機制、能否容忍項目的階段性失敗等。石少卿指出，在容忍度和支持效果評估上，基金定位于“耐心資本”，存續期長達15年，可申請延長，并明確“寬容失敗、盡職免責”原則，設立容錯機制，支持高風險、長周期探索。評估標準不僅關注財務回報，更強調技術突破、產業帶動和生態構建等綜合價值，通過項目經理團隊和戰略科學家協同，動態跟蹤項目進展，及時調整支持策略。
上市門檻：界定“技術突破”需超越傳統財務指標
上海正通過制度創新，為高風險、長周期的前沿技術企業提供更包容、更科學的融資通道。
對于許多前沿領域的初創企業而言，盈利或許是“未來時”，但技術突破已是“現在進行時”。《措施》中支持“取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科技型企業上市融資，無疑是一大利好。但隨之而來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技術突破”？
黃美霖分析道，“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強調技術本身的前沿性以及技術在全球的競爭地位，對其界定和評估應更加注重技術原創性、突破性和產業帶動潛力等非財務指標。取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科技型企業上市評價需綜合考量企業的戰略屬性、技術獨創性與先進性、創新投入與轉化、產業輻射效應、國際合作與競爭以及科研團隊實力等方面的表現，而非僅以盈利狀況作為標準。
具體而言，相關部門進一步完善“未盈利可上市”的差異化機制，探索建立符合科技創新規律的上市評價標準，例如以技術成熟度（TRL）、核心專利數量、研發投入強度、創新成果轉化周期等指標替代傳統財務考核要求。同時，通過科技、產業、金融等多部門協同評審，確保評判的專業性與合理性。
周迪進一步表示，對于尚處于研發早期、未盈利的前沿技術企業，相關部門可通過專家評審、技術查新等方式，界定和評估“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具體可關注技術的創新性、先進性、實用性，如是否在核心指標上取得顯著進步，是否解決了行業關鍵難題等。可考慮設立區別于傳統企業的上市標準，如允許以技術專利數量、研發管線進展、臨床試驗結果等作為重要評估依據，而不僅局限于財務指標，以支持前沿技術企業上市融資。
石少卿則指出，可考慮科技型企業是否擁有高價值發明專利（尤其是能夠產業化的發明專利），是否承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技術是否達到國際領先或對國家戰略有重要意義，以及研發投入強度、團隊實力、階段性成果（如臨床試驗、產品原型驗證）等。科創板第五套上市標準已為未盈利企業設立“市值+研發”通道，要求預計市值不低于40億元，并取得階段性成果。
同時，相關部門已設立區別于傳統財務指標的上市評價標準，更適應科技創新規律。如科創板強調研發投入占比、發明專利數量及質量、技術先進性、市場空間等多元指標，并允許未盈利企業上市。2024年還修訂了科創屬性評價指引，適度提高研發投入和發明專利要求，強調技術產業化能力。此外，新設“科創成長層”，專門服務未盈利但技術有重大突破、商業前景廣闊的科技企業，并引入資深專業機構投資者入股作為參考，以市場化方式精準識別優質企業。這些舉措表明，上海正通過制度創新，為高風險、長周期的前沿技術企業提供更包容、更科學的融資通道。(記者 吳晨)
轉自：中國工業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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