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進程中，區域經濟的突飛猛進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通過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我國實現了經濟利益的最大化以及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實現的手段就是通過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其中，讓區域成為競爭主體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主要經驗之一。這種發展模式一方面促進了各地區爆發出很大的發展活力，另一方面也讓中國區域經濟在現階段面臨著一些深層次的發展問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從相對封閉的計劃經濟體制，走向逐步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區域經濟上，當初創立的包括特區、高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等為特點的園區模式，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通過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為園區模式提供的優惠政策，推動了區域成為市場經濟的競爭主體，并讓園區模式成為各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力和條件。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園區（政策優惠地區）模式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提供了高效可行的載體，也促進區域經濟獲得了很大的活力，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和崛起。但這種從小規模試點，到遍地開花的以政府提供特殊優惠政策（包括低價格土地）為基本特征的園區模式，這種全世界絕無僅有的廣泛施加于區域經濟發展的特殊政策和經濟推動方式還要延續下去嗎？
在21世紀初，中國已經加入WTO，WTO提倡的是開放、公平競爭的原則，這就意味著中國由此開始公平、開放地參與全球競爭。但在國內區域之間，并沒有形成類似的發展理念，事實上，我國以政策優惠和政策刺激為特征的園區發展模式，是一種“扶優扶強”和“政府選擇贏家”的發展理念，這與WTO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對于區域未來發展而言并不是一條長期有效的路徑。特別是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后，是不是還要采取以碎片化為特征的區域發展理念，十分值得研討。到底是繼續采取政府頒布刺激政策的方式，一個地區一個地區推動經濟發展，還是采用實現區域一體化和全國統一市場的方式進行公平競爭，促進各個地區更加公平的發展，這對于中國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戰略方向和基本體制構建問題。
更值得重視的是，當前國際經濟體系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國際貿易和國際競爭規則將進一步趨向實行“競爭中立”原則，實際上是比WTO要求更高的國際競爭規則，這對中國的區域發展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直接挑戰。
比如，西方國家正在推進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就是在WTO原則的基礎上，更進一層，對于參與其中的國家提出了更加嚴格的開放要求。不僅要開放，而且還提出了競爭主體中立的原則，我國設立上海自貿區就是在考慮開始接軌這一新模式的要求。
園區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地方之間的惡性競爭，已經導致區域經濟結構不平衡不協調的突出問題。譬如，近年以來屢屢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就是由此引發，光伏產業的產能過剩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優惠政策刺激下一哄而上，各地政府都競相提供土地、稅收減免、資金補貼等，形成了招商上的惡性競爭和重復建設。回頭來看，所有產能過剩的行業都曾經被地方政府列為重點扶持行業。
在國家未來的區域發展政策制定中，能否根據WTO的公平競爭原則精神，實施反補貼制度，禁止地方政府針對企業進行妨礙公平競爭的補貼行為？我國需要反思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過往的用特殊政策、刺激地方經濟發展的思路。本屆中央政府提出“宏觀政策要穩定，微觀要搞活”的思路，前一句話就是說政策要穩定，不要動不動就依靠政策優惠、政策刺激、政策干預，要改變對政策的依賴性；后一條要求大家在公平競爭的平臺上發展，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這對中國是挑戰，中國各地區要在迎接挑戰中不斷調整發展策略和市場經濟理念。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經營報社社長，本報記者彭戈采訪整理）
來源：中國經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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