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商務部部長高虎城以接受新華社專訪的形式,披露了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
自此,中國自貿區的數量,從4個急速膨脹到11個。自貿區覆蓋區域的布局,也從東部沿海省份,向廣袤的內陸縱深地區推進。
放在比較大的歷史背景來看,自貿區的出現,是中國經濟尋找向上突破空間的一種嘗試:在經濟危機之后,傳統的投資主導經濟和人均收入增長的方式已經后繼乏力,而消費升級引導經濟和人均收入增長的邏輯又存在各類難以自洽的矛盾。這樣的背景下,自貿區主導的貿易形式的升級,是否能夠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天花板?
自貿區戰略和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結合,將貫穿整個“十三五”期間國家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的形成,新自貿區將會在各自區域的轉型升級和培育主導產業、提升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
如果說自貿區由上海“一枝獨秀”擴展為4個是自貿區的2.0時代的話,那么,即將到來的7個新設自貿區,將使得中國的自貿區改革進入3.0時代。
8月31日,商務部部長高虎城確認,近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這代表著自貿試驗區建設進入了試點探索的新航程。
加上之前的上海、廣東、福建、天津4個自貿區,這11個自貿區從東到西,從沿海到中西部,各自承擔著不同的改革任務。
從綜合性的上海自貿區開始,到現在地方特色明顯的7個新自貿區,不同自貿區所承擔的具體改革任務有所變化,更多地體現了國家戰略和區域轉型發展,但制度創新仍將作為自貿區的核心貫穿其中。
分析人士認為,自貿區戰略和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結合,將貫穿整個“十三五”期間國家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的形成,新自貿區將會在各自區域的轉型升級和培育主導產業、提升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
上海自貿區先行先試
國內的自貿試驗區改革,始于2013年的上海。
2013年3月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來到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考察,他鼓勵上海積極大膽探索,在現有綜合保稅區基礎上,研究如何試點先行,在28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
這次考察中,李克強召開了相關座談會,提出要擴大內需,用開放形成倒逼機制,帶動新一輪改革。他還在會上討論了上海自貿區的命名問題。
李克強調研之后,上海很快就按照要求啟動了自貿區總體方案的研究。在這一年的9月29日,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運行,首份負面清單也正式對外公布。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裴長洪認為,上海自貿區是此前邊境開放擴展到境內開放的突破口,也是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亮點和集中體現。
按照國務院公布的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的要求,上海自貿區的主要任務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投資管理體制創新、積極推進貿易和監管制度創新,以及深入推進金融創新。
但在試驗之初,各方也有不同的聲音。有學者認為,雖然邁出了第一步,但2013版負面清單幾乎沒有引起外商的注意。
不過,上海很快就從貿易便利化、投資制度創新等方面入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而改革難度更大的金融和事中事后監管,由于涉及與中央相關部委協調的問題,進度要慢一些。
上海市市委書記韓正在對上海自貿區一周年進行總結時就說,一年來的試驗成果好于預期,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成果主要有四大方面,即“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投資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以貿易便利化為重點的貿易監管制度有效運行;以資本項目可兌換和金融服務開放為目標的金融創新制度有序推進;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的事中事后監管基本制度業已形成”,其中最大的難點是事中事后監管。
韓正指出,上海自貿區是國家的試驗田而不是自留地,自貿區的關鍵是要成為制度創新的高地,同時符合可復制可推廣的要求。
韓正說,在自貿區成立之初,上海對制度創新的重要性,認識并沒有一年后這么深。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秘書長陳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作為國內首個自貿區,上海自貿區承擔著很多先行先試的任務,整體上進行的是比較綜合性的改革,需要確定整個改革的框架和體系,因此也會存在很多不確定性。
在運行一年之后,上海公布了2014版的負面清單,相對第一版有進一步瘦身,減少的管理措施達到51條,調整率達到26.8%。
從第一年的情況來看,上海自貿區內新設企業1.2萬家,超過原保稅區20年的總和,外商投資同比也有較大幅度增長,自貿區所試驗的負面清單、企業信息公示、海關監管和質監等超過36項制度將可在全國或地方復制推廣。
2014年9月,李克強來到上海自貿區考察調研。他說,要讓在上海自貿區注冊的企業,不僅站得住,而且活得好,贏得大未來。上海自貿區有大未來,上海有大未來。
四大自貿區擴圍
在上海自貿區運行一年三個月之后,自貿區試驗開始進入新的階段。
2014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召開,決定推廣上海自貿區試點經驗,設立廣東、天津、福建三個自貿試驗區,并擴展上海自貿區的范圍,將陸家嘴片區、金橋片區和張江片區納入其中。常務會議要求,以上海自貿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色,充實新的內容。
這也意味著自貿區改革由上海一枝獨秀進入到四方競合的局面。陳波認為,這可以達到良性競爭的效果。
2015年4月,國務院公布的廣東、天津、福建和擴區后的上海自貿區各自的總體方案,新版本的負面清單也隨之發布。
從總體方案來看,天津自貿區的特色在于推動京津冀戰略協同發展,廣東的特色在于粵港澳之間的對接,福建則是對臺優勢。
盡管各有特色,但是總體上,投資、貿易、金融和政府職能轉變仍然是四個自貿區主要的試點任務,也都承擔著可復制可推廣的任務。
在這一階段,上海也感受到了壓力,時任浦東新區區長的孫繼偉在一次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參與的會議中脫稿談到,自貿區擴區之后,三大自貿區亮出了很多成果和“成績單”,而上海自貿區卻有些“默默無聞”,這對上海來說也是不小的壓力,上海要保持先發優勢。
從各地發布的“成績單”和第三方評估報告來看,各個自貿區也取得了相應的成果。
廣東在2015年推出首批27項改革創新任務后,今年9月又公布了39項可復制可推廣的成果,將在全省范圍內推廣實施。今年4月21日公布的廣東首份第三方評估報告顯示,廣東自貿區在制度創新上取得了很大進展,在金融領域開放方面取得了若干突破,在服務國家戰略、新型高端業態集聚發展等方面也取得了成效,在投資便利化水平方面都得到了顯著的提高。
截至今年3月,福建自貿區186項重點試驗任務已經成功實施145項,其中63項屬全國創新舉措。
天津自貿區掛牌至今,兩批175項制度創新舉措已有141項落地,占總量的81%。為更好助推京津冀協同發展,天津自貿區擬增設河北省曹妃甸片區。
即使是表示“有壓力”的上海,也在擴區后一年多的時間里,與浦東新區合署辦公,在金改政策落地、FT賬戶、功能平臺建設、境外投資備案制和企業準入“單一窗口”等方面都有所進展。
由于改革難度不同,各領域的進展也不一樣,進展較為順利的包括貿易領域和投資領域,較困難的則是政府職能轉變和金融領域。上海也是到2016年才發布了事中事后監管的頂層設計文件。
今年6月,上海自貿區召開了三周年總結評估工作的企業座談會,邀請自貿區內將近30家企業就金融、貿易、投資、事中事后監管四大方面提出意見。實際上,企業仍然希望金融領域的開放能夠更進一步,其中包括FT賬戶功能拓展、擴大QDLP試點、簡化外匯管理業務操作流程等。
區域經濟提升效應顯現
盡管制度創新是個大自貿區的核心人物,但自貿區對于地區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在逐步顯現,自貿區所營造的營商環境也受到企業歡迎。
以上海為例,公開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貿試驗區新增外資項目1231個,合同外資226.72億美元,實到外資23.99億美元,分別占全市的46.1%、65.9%和27.7%。
此外,今年上半年,上海自貿區進出口呈現逆勢上揚態勢,同比增長5.7%,占全市比重為41.3%。上半年浦東新區生產總值增長8%,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34.6%。
上海市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馮偉稱,擴區后的自貿區,以十分之一的面積,創造了浦東四分之三的生產總值,以五十分之一的面積,創造了上海市四分之一的生產總值。
上海統計局總經濟師湯匯浩表示,自貿試驗區在上海當前的改革創新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今年自貿試驗區示范引領作用正在持續顯現。
在福建自貿區,截至今年2月份,福建自貿區新增企業近2萬戶,同比增長4.2倍;注冊資本約3483.07億元,同比增長6.73倍。
2016年上半年,天津自貿區新設外商投資企業1112家,增長2.6倍,占全市也達到59%。
廣東省公布的數據也顯示,廣東自貿區成立一年來,已經成為廣東經濟發展的一個熱點和亮點,去年有56000家企業在自貿區注冊,形成GDP超過2000億,增長速度超過40%。三個自貿片區合同利用外資在整個廣東省超過了40%。
不過,陳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考察自貿區做得好不好,外商投資是不是踴躍肯定要看,但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看民營企業占自貿區企業的比重與發展自貿區之前民資比重,以及和國家或者這個地區民資企業所占比重的區別。
2015年11月,李克強再次來到上海自貿區調研,他指出,自貿區擴區以來的數據說明,自貿區要在審批上做減法,責任上做加法,最終的檢驗是市場和企業出現的乘數效應。
自貿區進入新航程
8月31日,商務部部長高虎城確認,近日,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遼寧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慶市、四川省、陜西省新設立7個自貿試驗區。這代表著自貿試驗區建設進入了試點探索的新航程。
與之前四個自貿區最大的不同是,新設立的7個自貿區地方特色尤為鮮明。
中山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毛艷華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新自貿區的設立,應該說得益于原來四個自貿區取得的成果試點經驗,尤其是在政府職能轉變、投資制度創新、貿易便利化方面,都有很多可復制可推廣的成果。
毛艷華指出,這也是第三批自貿區個性更加鮮明的原因所在,在四個自貿區的試驗之下,改革的框架已經確定,新設自貿區的改革迫切性并沒有那么強,不必要再將改革貿易便利化、投資制度創新等作為重點,更主要的是服務國家戰略和促進所在區域轉型發展。
但毛艷華強調,自貿區制度創新的核心依然沒有變。
在國家戰略方面,河南提出要著力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湖北提出要發揮其在實施中部崛起戰略和推進長江經濟帶建設中的示范作用,陜西則是要探索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新模式。重慶和四川則是落實帶動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深入實施。
而在區域轉型發展上,遼寧的著力點主要在于東北區域的結構調整和市場機制改革,東部地區的浙江則是圍繞舟山自由港區的建設,探索大宗商品貿易自由化和提升全球配置能力。中部地區的湖北主要著眼點在于承接產業轉移和建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基地,西部地區的重慶和四川則主要圍繞內陸城市的開放力度做文章。
9月5日,舟山群島新區管委會主任周江勇也來到浦東,舟山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是他和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座談的主要話題。
上海財經大學自貿區研究院副院長孫元欣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新設自貿區都是在各自區域經濟發展、對外貿易和吸引外資等方面走得比較前的區域。自貿區戰略應與12個開放型經濟試驗區的布局結合來看,在2018年可能會將所取得的改革成果在全國進行推開,進而完成“十三五”期間開放型經濟改革的相關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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