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在控制人口方面,北京、上海早已經提出目標。北京的目標是到2020年將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總量比2014年降低15%左右。上海則是2020年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為緩解“大城市病”,近日北京、上海陸續出臺了相關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意見,在城市定位、功能疏解、建設用地減量化、居住等方面,都提出了相應的要求。
目前,北京市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城市規劃建設管理水平的意見》已經公布,提出要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
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得的上海市《關于深入貫徹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進一步加強本市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下文簡稱“實施意見”顯示,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是重要的目標。
多位分析人士認為,兩份實施意見對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定位做了進一步的明確。而對這兩座中國的超大城市而言,包括控制建設用地、疏解城市功能等,背后的邏輯都是控制人口數量和優化人口結構。
控制人口鏈條顯現
同為超大城市,京滬雙城在實施意見上有諸多相似之處。對比北京和上海的實施意見后,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兩市都提出對建設用地建設規模進行嚴控。
其中,北京提出,五環路內嚴禁新增建設用地,嚴格控制建設規模,同時編制實施城鄉建設用地減量五年規劃和年度計劃,到2020年全市建設用地規模縮減到2800平方公里以內。
上海則在實施意見中提出,推進資源節約型城市建設,實施低效建設用地減量化,到2020年,完成建設用地減量50平方公里。
合理安排建設用地,也是此前國務院出臺的相關政策的要求,但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郁鴻勝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兩地的實施意見來看,對建設用地的控制,對功能的疏解,都與超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控制與人口結構的優化息息先關。
郁鴻勝說,建設用地規模一般與人口掛鉤,目前建設用地城鎮化的速度很快,包括上海在內的很多城市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而人口城鎮化又快于產業城鎮化,導致建設用地出現大量流失、產出效益下降等問題。而對于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來說,為了控制人口,建設用地指標需要壓下來,控制外來常住人口的數量,這一措施顯得較為重要。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寧越敏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對超大城市來說集約用地是大的趨勢,但是具體如何操作,可能涉及到一些地方政策修改的問題,需要進一步落實。
不過,控制人口增量只是其中一部分,如何優化人口結構,則涉及到城市功能的疏解。在實施意見中,北京繼續強調了疏解非首都功能,上海則是要疏解非核心功能。
北京提出,要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治理“大城市病”,到2017年存量疏解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20年疏解非首都功能取得明顯成效。上海則提出,要疏解超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強化與長三角城市群、長江流域協同發展。
郁鴻勝指出,疏解城市功能是人口結構的優化調整,功能轉出去后相關的產業也會轉出去,帶動人口轉出去。這一舉措加上建設用地的控制,就會有雙管齊下的效果,對人口進行減量和結構優化。
此外,北京和上海在實施意見中都提到了建設一批特色小鎮的目標,在郁鴻勝看來,特色小鎮能夠起到承接被疏解的功能的作用,具有差異化的功能、產業和結構,能夠與北京、上海的功能疏解相互結合,是兩座城市功能疏解非常重要的方面。
事實上,在控制人口方面,北京、上海早已經提出目標。北京的目標是到2020年將全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城六區常住人口總量比2014年降低15%左右。上海則是2020年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為達到這些目標,北京7城區已于6月16日出臺人口疏解計劃,上海在今年以來,已經對非戶籍購房資格和車牌拍賣資格作出進一步的限制。
持續治理“大城市病”
在實施意見中,北京和上海都對目前存在的“大城市病”提出了治理需求。目前,在超大城市中,交通擁堵、環境惡化、城市運營成本高的問題依然較為嚴重。
上海高度關注的五大問題包括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生態環境、交通、文化傳承與發展、住房居住等。
北京在實施意見中就提出,目前北京要解決突出問題就包括嚴格調控人口規模、堅決治理大氣污染,加快治理交通擁堵、加強垃圾綜合治理、加強城鄉結合部綜合整治等。
針對“大城市病”,上海在實施意見中也提出,加強垃圾綜合治理、優化公共服務和管理體系、構建城鄉綠色生態網絡等舉措。
北京進一步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同時,加強全市新城統籌發展,以更加完善的基礎設施、更高效率的城市管理系統、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大力提升新城綜合承載和服務能力。
上海則提出,將強化與長三角城市群、長江流域協同發展。按照網絡化、多中心、組團式、集約型的目標,建立主城區-新城-新市鎮-鄉村的空間體系。
此外,上海還提出,要堅持以居住為主、以市民消費為主、以普通商品住房為主的住房市場體系不動搖,堅定不移減少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的依賴。北京則提出要構建購租并舉的住房供應體系。
寧越敏指出,超大城市在發展的過程中,要注意研究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目前的相關規劃,還需要五年左右的觀察時間。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諸大建認為,中國正在進入2.0版新型城市化階段,先制訂城市發展的約束條件,然后倒推城市的發展。這個階段就是總量不變、存量更新,“騰籠換鳥”的城市發展新階段,可以倒逼城市用較少空間進行垂直發展,提供高附加值、高產出的產業,從而形成更有競爭力的城市。
轉自:21世紀經濟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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