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補貼長遠效應凸顯 須警惕占比“雙下降”激勵效應“雙放緩”

記者近期在河南、吉林、四川、貴州等地調研了解到，農業補貼等政策激發了政府抓糧、農民種糧的積極性，長遠效應已初步顯現，為促進糧食生產實現八連增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前農業補貼的激勵作用，呈現出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趨勢。專家提出，須警惕農業補貼在農民收入和生產成本中的比例均下降和農民種糧積極性和糧食產量增長幅度“雙放緩”趨勢。　

－－糧食產量連年增　補貼政策立首功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糧食產量達到５５４億公斤，連續６年超過５００億公斤。糧食連年豐收，不僅滿足了全省１億多人口的糧食需求，糧食調出量也逐年增加。”河南省農業廳總經濟師魏仲生說，隨著以農業補貼為代表的惠農政策力度不斷加大，農民種糧積極性不斷提高，河南農業取得連續多年的豐收。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先德說：“２００４年全面實現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前，全國糧食播種面積總體上呈下降趨勢。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減產，此后２００４年到目前實現８連增。”　

糧食直補等惠農政策的實施激發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許多原來外出打工的農民返鄉種田，糧食播種面積有所增加，糧食產量顯著增長，農業科技水平明顯提升。陜西省渭南市農業局種植業科科長張永民說：“經過幾年的良種補貼，麥田的‘幾層樓’現象已經沒有了，這說明良種普及率和純度提高了，要在以前麥田里的麥苗至少能分五六層。”

吉林省榆樹市在全國產糧大縣中占有重要地位，已連續８年獲得“全國糧食生產先進縣（市）標兵”稱號，用市委書記李國強的話說，榆樹的特色和根基是糧食。“近年來，國家對糧食主產區的政策和資金支持越來越大，強農惠農政策接連出臺，這讓我們看到了發展糧食生產的曙光。”李國強說。糧食主產區利益補償、扶持糧食生產的政策、支農項目都向產糧大縣傾斜，抓糧積極性也自然高漲。

初步建立起來的農業補貼政策體系，使我國農業科技、農業產業化、機械化以及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都取得長足進展。西南財經大學教授胡小平說：“糧食產量實現八連增，農民人均純收入以每年近６％以上的速度增加，農民生活水平實現了從溫飽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可見我國實施農業補貼及惠農強農政策戰略的遠見卓識。”

－－補貼水平仍低　補貼結構不合理

相對發達國家而言，目前我國農業補貼支持力度還比較低。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院長肖興志說，盡管我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與保護力度近幾年來在不斷增大，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補貼總量還達不到ＷＴＯ農業協定中“黃箱補貼”允許的８．５％的水平。中央財政“三農”支出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４４．２億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４０８．６億元，絕對數增加很快。但是初步計算可以看出，這幾年“三農”支出總量占財政支出比重卻一直在１５％－１７％之間，比重基本沒變。　

同時，一些專家認為，現行的農業補貼政策是近年來在實踐中逐步出臺的制度設計，存在部分結構失衡問題：首先，臨時性補貼多、經常性補貼少。許多農業補貼主要是應對農產品短缺而臨時實施的，缺乏穩定性和長期性。其次，補貼重點不夠明確，就補貼領域而言，對農產品的補貼主要集中在糧棉產品上，雖然已開始有選擇地補貼某些優質品種，但還不夠普及和穩定。再就是對農業生產投入品的補貼，幾乎涉及化肥、農藥、農膜和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諸多方面，但很少區分地區和人群。

在補貼結構不盡合理情形下，農業補貼的管理體制還有待健全。吉林省農科院副研究員楊雙說，農業補貼問題是利益轉移支付問題，因此農業補貼的利益流向只能是農業、農村和農民。現在，一些地方補貼“跑冒滴漏”現象還比較嚴重。

“部分農業補貼項目操作方式的間接性，使農民獲利減少。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預算管理體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難以提升補貼的整體效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說，“目前，我國實施的農業補貼分別屬于不同的部門管理，這就導致多頭和交叉管理、機構設置分散、業務分割、職能重疊、部門利益嚴重、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調。農業資金的支出來源過多，重復浪費現象較為嚴重，部門本位主義和尋租活動等大大降低了農業補貼的政策效率。”

－－警惕農業補貼占比“雙下降”激勵效應“雙放緩”

相對于實施初期對“保供給、促增收”的顯著效果，當前農業補貼的激勵作用，呈現出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趨勢。各地農業補貼發放金額雖穩步上升，但依然無法沖抵農資價格上漲對農民生產的負面影響，農業投入成本持續增加，且由于非農收入對農民收入貢獻率增大，農業補貼在農民收入和生產成本中的比例均下降。

河南省的調查顯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河南省針對三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糧食直補和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兩項補貼數額在主要糧食作物凈利潤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較低。以２００９年為例，如果考慮人工成本，兩項補貼在小麥、玉米、水稻三種農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１８．５％、１６．２％和１２．３％，在農民人均純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１％。

陜西省財政廳農業處處長喬普說，“十一五”期間，化肥、種子、農藥等生產資料價格每年以１５％至２０％的速度增長，農民種糧成本持續上升。雖然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穩步提升，但仍然無法彌補生產資料漲價增加的種糧成本。遼寧省第一產糧大縣昌圖縣農委主任米忠國說，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種糧農民平均畝收益從１５０元降到不足１００元，種糧的成本收益率也從２０１０年的２１％下降到２０１１年末的１６％。多位基層農業干部認為，當前各地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較農業補貼政策實施之初的幾年，已有明顯下滑。農民種糧積極性和糧食產量增長幅度，也呈現“雙放緩”趨勢。

２０１０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冀豫鄂皖４省６市縣的２２０戶農戶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擴大或有意擴大糧食種植面積”的２９戶農戶中，沒有一戶把補貼作為該生產決策的主要原因。調查顯示，糧食價格是影響農民生產決策的第一因素。

一些基層干部群眾和專家學者認為，農業補貼占比“雙下降”和激勵效應“雙放緩”的苗頭如不能及時遏制，將會造成嚴重危害。在連續實施多年后，多數農民已將農業補貼視為體現黨和政府關懷的普惠式“收入福利”，這直接導致了農業補貼與生產行為相對“脫鉤”，對農民生產性決策的“作用力”越來越小，“保供給、促增收”的政策目標實現難度也越來越大。
（來源：新華網河南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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