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經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準,翼城全縣農村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翼城成為中國的首個“人口特區”。在放開“二胎”之后,該縣人口非但沒有暴漲,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于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水平,成為地區人口出生率、增長率、性別比比較健康的樣本。在我國實行計劃生育30周年之際,關于人口政策調整的討論逐漸升溫,翼城成為人口學家和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26年前,翼城縣作為中國首個“人口特區”,悄然開展了二胎政策試點。
在我國實行計劃生育30周年之際,關于人口政策調整的討論逐漸升溫,翼城成為人口學家和國內外媒體關注的焦點。
A 中國首個“人口特區”——悄然進行的二胎試點
1985年,經國家計生委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準,翼城全縣農村開始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翼城成為中國首個“人口特區”。
當時,正是整個中國尤其是廣大鄉村厲行“只生一個好”的年代。
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國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生育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表,成為“一胎化”政策正式啟動的標志。
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將實行計劃生育立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
數據顯示,20世紀80年代初,在各級計生系統嚴密控制下,中國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
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山西省委黨校教師梁中堂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提出“晚婚晚育加間隔”允許生育二胎的方案。
1984年春節,已經是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梁中堂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寫信,建議試行這一生育政策。胡耀邦批示說:“這是一份認真動了腦筋,很有見地的報告。”
在梁中堂的持續努力下,翼城農村被批準試點“二胎”生育政策。
當時的翼城縣委書記對梁中堂說:“翼城縣做這方面的試點,是為摸索中國式計劃生育道路做貢獻。我代表縣委歡迎您選擇翼城縣做實驗。”
在縣招待所會議室,翼城縣計生系統和鄉鎮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來,由梁中堂向干部們講解在翼城試點“二胎”的辦法。
楊俊蓮當時是縣委分管計生副書記。盡管和所有的與會干部同樣 “震撼”,但多年的計生工作經歷仍使她心里一亮。“我當時一聽就感到這個政策好。”楊俊蓮告訴記者。
這一政策的核心內容是:在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的基礎上,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歲生育第一胎,30歲可以生育第二胎,嚴格限制第三胎。
1985年7月,翼城縣委通過《翼城縣計劃生育試行規定》,強調試點政策“至2000年不變”。
這一試驗因其特殊性,很少有公開報道。198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翼城召開了13個試點城市的研討會。會議內容被列為機密級別,禁止外傳。
B “天下第一難”不再難——農民生育觀念的改變
計劃生育被稱為 “天下第一難”。“只要超生就罰款,抬家具、挖糧食、拉牲口,各種手段都用上了。”楊俊蓮回憶當時的情形。
安斗生從1980年到1990年擔任縣計生委主任。雖然試點之前翼城就是計劃生育紅旗縣,但他知道,工作成績的背后,是干群關系的“敵對”狀態。小品《超生游擊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作的。
“兩晚一間隔”的實施,改變了這種局面。試點開始之后,安斗生發現,大部分農民可以接受“兩晚一間隔”的辦法。“哪怕遲一點生,只要能生兩個孩子,哪怕是兩個女孩都行。”這是農民們的普遍想法。
安斗生曾擔心,生了二胎,會不會要有三胎四胎?后來隨著試點的展開,他的擔心一掃而光。通過宣傳,人們的生育觀念慢慢改變,“獨生子女少,三胎基本杜絕,還是二胎多。”
如今的翼城縣,選擇只生一個孩子的已婚夫婦已經越來越多。現代的生活方式已經改變了以往的觀念。
翼城縣計生局書記高翔認為:“即使不搞計劃生育,農民大多也不會多生孩子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已經不一樣了。”
“現在撫養孩子越來越不容易。”西賀水村村委主任張長江算了一筆賬:村里的男性勞動力如果在縣里打工,每天的收入大概是50元,而一個學齡兒童每天就大概需要開銷10元,再加上一年下來數千元學費,實際上經濟壓力極大。
近年來,當地越來越多“駙馬村”的出現,成為這一試點政策的獨特注解。
人望村是當地有名的 “駙馬村”,全村招親的有50戶左右。村黨支部副書記楊春香,1986年至2009年一直是村里的計生員。她介紹,全村200多戶家庭中,獨生子女戶35戶,其中獨女戶24戶。楊春香自己就是招親的,兩個女兒中,大女兒也是招親上門的。
“當地素有男到女家的傳統,這也使試點政策推行起來較為順利。人望村上世紀70年代就有招親的,90年代中期以來,全鄉普遍了。人們觀念變化了,如今招親不僅不受歧視,而且很多上門女婿當選了村干部。”中衛鄉計生服務站長馮慶玲說。
楊春香當初的稱呼是計生管理員,后來變成計生信息員,現在是計生服務員。從這一名稱的變化也體現出了政策的變化和工作方式的轉變。
C 人口政策的未來——由控制數量到提高質量
上世紀50年代,馬寅初“新人口論”最先提出來人口調控的微觀目標:一對夫婦兩個孩子。
在放開“二胎”之后的翼城,人口非但沒有暴漲,各個時期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于所屬的臨汾市、山西省和全國水平。1982年-2000年兩次人口普查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山西省增長了28.4%,臨汾市增長了30.4%,翼城縣僅增長了20.7%。全縣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長率平均下降近4個百分點,成為地區人口出生率、增長率、性別比比較健康的樣本。
2000年,翼城縣的總人口是30.023萬,實現了試點政策之前制定的把人口總量控制在30萬人左右的目標。
2000年以來,翼城縣的人口出生率持續低于9‰。
翼城試點的成功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肯定:1986年12月,全國計生工作會議討論了翼城試點的作用和意義;1987年9月,國家計生委主任王偉考察了翼城試點工作;1990年,翼城縣在北京匯報時,國家計生委主任彭珮云認為試點解決了兩個關鍵問題:墮胎率顯著下降,男女性別比非常正常;1993年9月,翼城縣參加了全國計劃生育表彰大會,并跨入了全國“計劃生育百強縣”行列;1999年5月,中國人口學會組織了全國20多個專家來考察試點政策的運行情況,給予高度評價;2004年5月,時任國家人口計生委主任的張維慶到翼城視察,認為試點是成功的;2009年,翼城榮獲“全國計劃生育優質服務先進縣”稱號。
多年來,包括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梁中堂在內的一些專家和基層干部曾多次建議,將翼城試點擴大至整個臨汾乃至全省……
翼城試點雖未能推廣,但其成功經驗對我國未來的人口政策調整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專家認為,我國現在面臨新的人口問題,需要及時調整人口政策。今后人口政策的目標,應逐步轉變為以調整人口結構為主,提高人口質量為主。
過去30年的人口政策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未來我國人口政策調整是必然的。無論人口政策何時調整、如何調整,翼城試點的成功經驗都會在人口發展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
延伸閱讀
任何形式的放開“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2009年,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提出,應實施嚴格的“一胎化”政策,任何形式的放開“二胎”都是不可取的。
他認為,擴大推行“二胎政策”,會使中國人口基數繼續不適當地增大,不利于很多問題的解決,如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城鎮化問題、就業問題、人均國力和人均生活水平問題等諸多方面。在現有的生產資料和經濟條件下,社會總勞動力相對過剩,是中國一系列問題的兩個總根源之一一個是體制機制問題,另一個是人口問題。
外媒報道
加拿大多倫多星報:
當全國有眾多父母在生兩個、三個甚至更多的孩子而違反獨生子女政策時,在翼城一些父母非常高興地要了兩個孩子,另外一些父母則很高興地只生了一個。
今天有更多的人口統計學家引用翼城作為有力證據,主張獨生子女政策必須被廢除。它有一種社區凝聚力、并運作良好——是胡錦濤主席所講中國要努力達到的社會的一個榜樣,即“和諧社會”。
來源:山西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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