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宣紙之鄉

　　宣紙的出現與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造紙術的發明息息相關。宣紙是由紙祖蔡倫發明的植物纖維造紙術發展演變而來的。蔡倫字敬仲（？－公元121年），東漢桂陽（今湖南耒陽）人，于東漢興元年（公元105年）造出“蔡候紙”而成為造紙術的發明人，開辟了世界文明史的新紀元。傳統的造紙方法有選料、挫搗、洗漂、烘干等工序,宣紙就是繼承這些過程的精華而產生的。
　　　　　　

　　植物纖維造紙術發祥于我國北方以河南洛陽為中心地帶地區,但由于交通、建都及原材料的原因逐漸南移。古法造紙中手工抄造必須以紙簾（相當于現代化抄造中上漿用的造紙銅網）來完成抄造――紙漿轉化為紙的關鍵工序過程。在當時的社會生產條件下，制造紙簾最理想的材料是毛竹，其他材料則因耐久性和適應性不足而受到局限。關鍵工序的材料匱乏使得造紙術發明后的幾個世紀中幾乎未得到長足的發展。公元四世紀，晉元帝司馬睿建都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偏移使得造紙業也由北向南轉移。在長江以南造紙術因有了豐富便利的原材料供給，在長江流域迅速發展起來。當時的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相繼開辦了紙廠。充足的原輔材料促成了造紙術的迅速傳播，繼而各種材料的紙張也應運而生。根據史料記載：東晉時產生了藤紙，隋代又大批量制造了楮皮紙，唐代時有出現了宣紙。

　　“物竟天擇，適者生存”——特定的地理條件，適宜的原、輔材料決定了宣紙選擇安徽宣城涇縣的必然性。宣紙就在造紙歷史的演變中最終取材于涇縣及周邊的沙田稻草與青檀（榆科，落葉喬木）加上輔料楊桃藤（彌猴桃藤）汁。“宣紙”一詞最早出現在唐代著名學者張彥遠在乾符年間（公元815年――公元875年）所著的《歷代名畫記》一書的《論畫體工用榻寫》一章節中的“好事者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這是最直接對宣紙定名的文章。事實上，在張彥遠之前就已有將宣紙作為貢品了，只是沒有明確定名而已。據《舊唐書》載：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陜西太守韋堅向朝廷進貢時，各郡貢品就有“宣城郡船載……紙、筆、黃連等物”的記載。《新唐書·地理志》和《唐六典》上記載著“宣州貢紙、筆”等文字,可見該地所產紙、筆在當時已甲于全國,因唐代的涇縣、宣城、寧國、旌德和太平等均屬于宣州管轄，而據《宣州府志》載，宣紙主要集中在涇縣一帶，由此推斷，宣紙之名的產生與當時所管轄的州府息息相關，也即與地理位置的關系極其密切。

　　涇縣宣紙誕生之后，其生產由于時代和社會背景的不同,歷經由少到多、由盛到衰、盛衰交替的過程。宋代，文化傳播媒介的發展，宣紙需求大增，宣州各地所產宣紙供不應求。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六月朝廷“詔降宣紙式下杭州，歲選五萬番”；但由于受自然條件等限制，未能持續發展。少量的涇縣宣紙則更為文人所索求，如宋代詩人在《再寄權子滿》詩中寫到：“有錢莫買金，多買江東紙，江東紙白如春云”。而宋時的涇縣已屬江南東路的寧國府管轄了。

　　宋末元初，曹姓人遷徙至涇縣西鄉小嶺一帶以制造宣紙為生。此史實見于清乾隆年間重修的《小嶺曹氏族譜》序言“宋末爭攘之際，烽煙四起，避亂忙忙。曹氏鐘公八世孫曹大三，由虬川遷涇，來到小嶺，分徙十三宅，見此系山陬（zōu山腳），田地稀少，無可耕種，因貽蔡倫術為業，以為生計”。

　　自此，涇縣小嶺曹氏一族，逐漸發展成宣紙工業中的佼佼者。并且曾一度壟斷了宣紙的生產經營。元代建立后，南北統一，經濟文化有所發展，尤其是以倪元林、王蒙、吳鎮、黃子文等山水畫派沖破傳統宮廷畫法的桎梏，提倡山水寫意和潑墨豪放的技法，宣紙為此畫法提供了廣闊發揮和相象的空間，因此宣紙作為畫家們發揮的基本工具而被重視起來，大大地刺激了宣紙業的發展，加上宣紙制造工藝的日趨成熟，使宣紙生產有了長足的進步。

　　明代，涇縣宣紙步入重要的發展階段。工藝日趨成熟.品種花色日愈增多,尤以宣德年間制造的宣紙最佳,贊譽宣紙的詩文屢見不鮮,沈德符在《飛鳧語略》文中曾直稱宣紙為“涇縣紙”,文震亨在《長物志》中云：“吳中灑金紙，松江譚箋，俱不耐久，涇縣連四（即宣紙中的四尺單宣）最佳”，金農在《冬心畫竹記》中有宣德年間制造丈六宣紙的記載，吳景旭在《歷代詩話》中談到“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箋色古光，文藻精細”同時又在此書中指出“宣紙有貢箋，有棉料......式如榜紙，大小方幅可揭出三、四張”等語。

　　清代涇縣宣紙生產發展迅速。縣東漕溪有汪六吉等大戶，生產頗具規模；縣西小嶺曹氏世家，生產日益繁榮。康熙進士儲在文宦游涇縣時作《羅紋紙賦》“若夫涇素群推，種難悉指，山陵陵而秀簇，小曰曰而清馳，彌天谷樹，陰連銅室之云，匣地杵聲，響入宣曹之里。精選則層巖似瀑，匯徵則孤村如市。度來白鹿，盡齊十一以同歸；貢與黃龍，篚實萬千而莫擬。固已軼至版而無前，駕銀光而直起……越楓坑而西去，咸夸小嶺之清明；渡馬瀆以東來，并說澶溪工致，志存自為……”。詳盡記述涇縣小嶺，其時小嶺十三坑，處處建棚（廠）造紙，棚戶（廠家）日益增多，小嶺一隅已無法容納，于是很多新老棚戶另劈蹊徑，向外發展，遍及全縣所有宜造宣紙的地方。其中自然資源和條件最為優越的地方就是縣東烏溪一代（今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安徽省涇縣宣紙廠的現廠址）。當時的繁榮景象與中國文化領域異軍突起并迅速發展的小說一樣深入國人之心，清著名小說家曹雪芹在《紅樓夢》第42回里就描寫到宣紙，小說中的人物寶玉、黛玉、寶釵、惜春等在議論畫大觀圓時,寶玉說:“家里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補充道:“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染……”等。據考證“雪浪紙”就是宣紙。由此可見，當時宣紙的繁榮程度了。但好景不長，咸豐年間，清軍與太平軍在涇縣一帶輾轉征戰10余年，紙槽大部分被毀壞，原料基地荒蕪，同治后宣紙業復蘇，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涇縣宣紙業經歷了由恢復到發展而繁榮鼎盛的時期。大約在18世紀后期，涇縣宣紙在國際展覽中獲獎并傳入歐美各國（1886年宣紙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獎章），深引人們注目，曾一度成為聯系各民族友誼的文化紐帶。當時涇縣宣紙的最鼎盛期年產量近千噸。抗日戰爭爆發后，大部分國土淪陷，交通阻隔，宣紙銷路也因此受到阻礙，生產一落千丈。至涇縣解放前夕，宣紙只剩下5簾紙槽茍延殘喘，解放時已全部停業。

　　新中國建立后，政府積極扶持宣紙業的發展，在遍訪宣紙世家之后，選定了古紙棚涇縣城東烏溪建立了建國后的第一家宣紙生產廠家，使宣紙業得到復蘇并得到空前的發展。廠家也由開設的聯營到公私合營，繼而國營，1966年被命名為“安徽省涇縣宣紙廠”注冊了“紅星牌”和“★”圖文商標，此后一直是全國最大的宣紙廠，一度壟斷了宣紙的生產經營，曾保持了30余年的獨家經營史，1992年8月改制后定名為：“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從屬名稱：安徽省涇縣宣紙廠）。

　　安徽省涇縣宣紙廠一直沿用傳統工藝生產“紅星牌”宣紙，選用上乘原、輔材料,技藝熟練的手工藝人,產品質地精良,一直是高檔書畫紙的代表，國家的文史檔案，名家的書畫；高檔裝裱等均沿用"紅星牌"宣紙。同時，長期以來“紅星牌”宣紙有著出口日本等海外市場的傳統，日本的書畫愛好者及書畫名家均深愛“紅星牌”宣紙。在日本的本州島、北海道島、四國島、九州島等地均有“紅星牌”宣紙的專營店,在大都市東京、大阪、京都、橫濱、新瀉、神戶、名古屋都有較大的文房四寶經銷商。

　　建國以來，經過幾代老宣紙藝人的發掘.整理;挖掘出失傳多年的一系列宣紙品種,研究開發了新的規格.品種,光大了宣紙傳統。

　　宣紙的優良特性、高貴品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這些皆與涇縣獨特的自然條件息息相關。

　　涇縣的地構造位置，處于揚子準地臺下揚子臺坳內次級單元沿江拱斷褶帶和皖南陷褶斷帶的過渡地帶。在地質變化過程中，形成了河流沖積和冰川沖積的河谷平原：主要由砂礫巖、礫石、砂礫石、細粉砂、中細砂、泥礫、粘土、砂質粘土、淤泥質淤泥等。厚度一般為100－150米。這是宣紙原材料中沙田稻草的原料土壤基礎。

　　涇縣地處皖南山區，以丘陵低山為主，平原所占面積極少。自古稱為“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之稱謂，地貌呈“二起一伏”的特征。即東西兩部山地丘陵，中有一條河谷平原。山地、丘陵,主要是侵蝕剝蝕丘陵和喀斯特丘陵。而山地和丘陵為宣紙重要的原材料青檀樹的理想種植地。青檀屬榆科，是一種石灰巖指示性喬木，在喀斯特山地丘陵生長后具有纖維細密、均勻、造紙成漿率高的特點。而宣紙的另一道重要工序--自然漂白必須依助于喀斯特山地的石灘，在石灘上攤曬原料經日曬雨淋完成原料的日光漂白工序。

　　在涇縣的二山之中鑲嵌一條帶狀河谷平原，地貌組合包括河漫灘和河流低階地，組成物下部為礫石層，上部為亞砂土、亞粘土。河谷平原是丘陵.山地中的糧倉。它提供了宣紙生產所必不可少的沙田稻草。這種土地上生產的優質沙田稻草較之普通稻草造紙的成漿率高、纖維韌性強、不易腐爛,提煉白度易指日光漂白。

　　涇縣地處中緯度南部，屬北亞熱帶、副熱帶季風濕潤氣候,全縣常年氣候溫和,雨量充沛,光照資源豐富,四季分明,有春來遲秋來早.冬夏兩季長的特點,年降水量1500毫米左右,且有山地.丘陵,形成溪壑縱橫,構成大小河流146條,全長約695.5公里,江河面積22平方公里,占全縣面積的1.07％,為宣紙生產提供了豐富的水源。年無霜期有250天左右，為宣紙的制造提供充沛陽光，更使宣紙原料又不至于在曝曬.曝雨.曝凍中風化或腐爛.而"紅星牌"宣紙的生產地--縣東烏溪。東面受鄰縣原始森林亞熱帶雨林氣候的影響，南面又受黃山低溫氣候牽制，使此地氣溫有明顯的垂直變化和地區差異。正所謂“山下桃花山上雪,山前山后兩重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頂桃花始盛開”的特征。而水源則更是造紙的天造地設。烏溪河水與本地河水一致為弱酸性，而撈紙的水，則取自后山之山腰泉水，卻呈弱堿性，這一酸一堿為“紅星牌”宣紙的生產的不同工序所運用，造就了“紅星牌”宣紙自問世以來一直不同凡響，蜚聲中外，成為宣紙中的極品。

　　紙簾是撈紙的重要工具，而撈紙是紙漿經抄造成為紙的極關鍵的工序。紙簾的制作工藝直接影響宣紙的產成品質量。紙簾的制作原料也與涇縣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涇縣及周邊一些地區產一種苦竹，長者可達二丈有余，這種苦竹，筍苦澀不能食用，但是竹紋的紋理直，骨節長，質地疏松，易于剖成竹篾。用此竹涂土漆制成的竹簾是撈紙的必備工具--紙簾。它不易腐爛.不吃水,且價格低廉.撈紙用簾的編織好壞能決定宣紙質量的優劣,而一些特色品種首先從編簾就開始了:如羅紋.龜紋.單絲路.雙絲路以及水印紙。

　　自古以來，宣紙源于涇縣、產自涇縣形成了獨特的宣紙人文文化。"紅星牌"宣紙更是受到眾所稱頌。其中泰斗郭沫若對“紅星牌”宣紙的題詞，高度概括了宣紙在中華文化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宣紙是中國勞動人民所發明的藝術創造，中國的書法和繪畫離了它便無法表達藝術的妙味。”且他在試用"紅星牌"宣紙后欣然題下“中國宣紙樣本”，送至我廠。1963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毅元帥和夫人張茜來安徽省涇縣宣紙廠視察“紅星牌”宣紙生產。1964年秋，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愛萍將軍參觀后題詞：“宣紙是祖國文化的寶貴遺產，現已發揚光大，想今后更能精益求精。”此后，安徽省涇縣宣紙廠先后接待國家領導人方毅、喬石、萬里、彭沖、李瑞環等,2002年5月21日江澤民主席視察了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參觀“紅星牌”宣紙的制作過程,題寫了“傳承優秀文化，弘揚中華文明。”　

　　“紅星牌”宣紙特別受到書畫藝術大師們的青睞，1980年7月國畫大師劉海粟先生用“紅星牌”宣紙題下“紙壽千年，墨韻萬變”，1985年4月全國美術協會主席吳作人題寫了“紙墨千秋”，另外，黃冑、李可染、李苦禪、賴少其等書畫大師曾多次親臨“紅星牌”宣紙制作現場,并題詞作畫;啟功、趙樸初、雪石、韓美林等大師先后為中國宣紙集團公司安徽省涇縣宣紙廠題辭,他們都對紙中珍品-“紅星牌”宣紙情有獨鐘,留下丹青墨寶。

　　具有獨特的自然環境和優質原材料所制造出的“紅星牌”宣紙，作為藝術的載體，能獨特體現出質感、量感和空間感,愈能使書畫作品具有靈氣充盈、意境深遠,具墨分五色而凝神、散其韻達萬變之功用,使書畫作品具有墨韻萬變多色的效果和水墨淋漓的風格、潤濕有干的感覺,其自身的藝術性和民族特色的中國書畫藝術共冶一爐,流芳于世。現珍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唐人韓滉《五牛圖》和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均以宣紙為載體，說明宣紙的抵抗衰老.腐蝕和蟲蛀的特性,是其他紙所不可比擬的。亦被稱為“千年壽紙”、“紙中之王”。“紅星牌”宣紙也屢獲殊榮：1979年、1984年和1989年三次蟬聯國優金獎。1999年"紅星牌"宣紙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

　　多年的發展及“紅星牌”宣紙的名揚海內外，涇縣成為全國著名的“宣紙之鄉”，宣紙成為涇縣的支柱產業之一。1993年10月，以中國宣紙集團公司為主承辦單位，主辦了“中國宣紙藝術節”，通過宣紙媒介，廣交海內外朋友，發展地方經濟；2002年8月，宣紙被正式批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原產地域產品”，安徽省涇縣被確定為宣紙原產地域，這是目前安徽省第一個獲得原產地域保護的產品，也是中國“文房四寶”（筆墨紙硯）中第一個獲此保護的產品。我們相信，隨著宣紙產業的不斷壯大和生產經營的不斷規范，宣紙——中華藝術寶庫中的璀璨明珠必將煥發出嶄新的活力與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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