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頻、便利、快捷，即棄，一次性塑料正在重塑我們城市生活的消費邏輯，也持續帶來了累積的環境壓力和資源浪費。
“方便”正在裹挾著成為無數份不斷“淹沒"城市的垃圾。
當“減塑”逐漸成為共識，我們更需要追問：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下，能否從源頭上重構這條“用完即棄”的消費路徑？
▲中國“無廢城市” 圖｜AI 生成
“無廢城市”是中國在城市治理中給出的系統回應。
從2018年試點啟動至今已覆蓋百余座城市，這一政策力圖通過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與協同治理，構建一種更環保、更長效的城市運營方式。
而在這套機制中，“可重復使用”——曾被忽視的“環保優解”——正在獲得制度空間與商業可行性。當城市進入“無廢”時代，重用容器、循環快遞盒、自帶杯優惠等星星之火開始在各個城市燃起，一個全新的城市生活邏輯也在悄然成形。
塑料之外，是可以被真正想象、甚至實踐的未來。
從文件到落地，塑料治理仍有“空白”
自2018年國務院首次提出“無廢城市”試點至今，全國性的“無廢”治理已走過六年。從最初的11個試點城市與5個特例區域，到“十四五”期間擴展至113個城市和8個特殊地區，體系逐步鋪開，目標直指2035年實現全國“無廢城市”全覆蓋。
“無廢”一詞源自“Zero Waste”，并非烏托邦式的絕對“零廢物”，而是強調固體廢物的源頭減量與資源化利用，盡可能減少填埋量和環境影響。
但從實際政策落點看，“無廢城市”更著重于工業固廢、農業廢棄物與畜禽養殖等領域的廢物治理，而對一次性塑料污染，尤其是外賣、餐飲等高頻消費場景，回應仍顯薄弱。
相關政策如《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十四五”固體廢物污染防治規劃》雖有提及“白色污染治理”，但多停留在宏觀層面，缺乏制度層級的具體機制設計，而在落到各地方層面，冷熱不均的格局更加明顯：如廣州、深圳、上海、天津等地已率先邁出探索步伐。
以深圳為例，其是全國最早系統部署塑料污染治理的城市之一。早在2020年，深圳便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實施方案》，在“禁限塑”基礎上提出發展可降解替代品、完善回收利用體系等多項措施。隨后出臺的《綠色外賣實施意見》更進一步，明確提出推廣可重復使用送餐箱、鼓勵平臺與餐飲商戶參與循環體系建設。
▲深圳餐飲行業綠色外賣配送推廣活動 圖｜深圳市餐飲行業
而在一些的三四線城市和資源型老工業基地，仍以固廢總量控制為主，“減塑”尚未進入政策視野。
例如，徐州、盤錦、銅陵等地雖在固體廢棄物資源化利用上取得了積極進展，但其“無廢城市”方案中并未提及塑料減量、治理機制，更多仍聚焦于工業固廢與危險廢物的處置。
即使在一些“塑料垃圾治理”被納入政策文本的城市中，也存在“寫進方案、難見落地”的困境，受限于監管空白、商業動能不足和配套體系缺失。
換句話說，在“無廢城市”的政策宏大藍圖中，塑料這一細節上，仍有大量的可操作空間。
快遞在前、外賣在后：行業治理的“分層現象”
如果說政策在整體的一次性塑料治理方面上還有“空白”，那么在不同行業之間，”響應速度”也大不相同。
快遞行業無疑是最早的一位進入行動軌道的“優等生”。
早在2000年，郵政局、市場監管總局等八大部門便共同發布《關于加強快遞綠色包裝標準化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綠色化、減量化、可循環”目標。
此后，各大頭部快遞物流企業陸續試水，菜鳥提供一體化的“綠色循環箱”服務，順豐也上線“豐BOX”“可循環包裝”，京東物流推出青流箱與可循環生鮮保溫箱，蘇寧啟動綠色燈塔快遞包裝社區回收體系......
通過設立網點回收、更新包裝材質等機制，快遞行業初步搭建起一套可循環系統雛形。雖然目前覆蓋面依舊有限，但明確的減塑政策、標準化容器、回收網點布局、物流對接機制等關鍵模塊已開始浮出水面。
▲順豐循環箱“豐BOX” 圖｜plastics free china
但再看另一端的外賣行業，局勢則顯得有些不同。
除了“鼓勵”“倡導”等字眼，鮮見強制性規范或激勵政策。而基于?消費者接受度，價格成本等現實挑戰，在各大外賣平臺實施中，往往以“用戶是否勾選免餐具”“環保標識””“綠色積分兌換”等方式推進——形式大于實質，缺乏系統性落地方案。特別對于“循環使用容器”的系統探索仍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間，回收路徑、衛生標準、運營機制等關鍵要素都未見落地方案。
在一次性塑料治理中，快遞正在試圖構建“閉環”，而外賣還仍然卡在“自愿+口號”階段。
源頭減量的“隱形主力”——被低估的“可重用”
在“無廢城市”政策體系中，“源頭減量”是一個被反復強調的關鍵詞。
無論是“減少固廢產生強度”，還是“最大限度減少填埋量”，其核心邏輯都是：越少的垃圾被制造出來，越不需要處理它。
而在所有源頭減量路徑中，“可重復使用”（reusable）模式無疑是一種效能極高、被低估的方式。它不像可降解材料那樣擁有“高科技”的光環，也不如“垃圾分類”那般家喻戶曉，卻可能是塑料治理中最具性價比的現實解法。
▲“可重復使用”定義 圖｜pacific environment官網
重用模式提供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徑——它從一開始就減少垃圾的存在。“可重用”不是傳統循環鏈條上的一個環節，而是直接繞開整個鏈條。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可重復使用的外賣餐盒，如果能夠循環使用50次，就意味著減少了50個一次性塑料盒從制造、配送、使用到丟棄的全過程。
從“理想解”到現實，城市正釋放清晰信號
目前“可重復使用”尚未在國家政策中成為硬性要求，但這并不妨礙部分城市率先破題。
全國已有多個地方在政策中明確提出一次性塑料的限制和替代，其中，廣州、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率先將“可重用”納入實操路徑。
在深圳，政府發布《綠色外賣實施意見》，鼓勵平臺搭建可循環配送系統，一批連鎖餐飲品牌開始試水“循環餐箱”； 上海則將“自帶杯優惠”寫入地方法規，星巴克、MANNER等一線品牌被納入返現鼓勵試點，讓“帶杯”成為日常而非姿態。
而天津生態城，“租我計劃”上線，居民可以租借外賣盒、奶茶杯等環保容器，歸還點覆蓋寫字樓、商圈、地鐵口，一次性使用日常正在被轉換。廣州也持續釋放積極信號，近日發布的《廣東省全域“無廢城市”建設工作方案》明確要求推動“塑料污染全鏈條治理”，特別是在電商、快遞、外賣等行業，鼓勵企業推廣使用循環包裝和循環餐具。
這些看似微小的機制設計與舉措，正在逐步瓦解“用完即棄”的城市消費慣性，釋放出一條不同于傳統的路徑邏輯：不是“限用—替代—回收”三步走，而是一步到位的前端減量。
全球“可重用城市”圖景
在源頭減塑這件事上，并不是中國城市面臨的獨有挑戰。放眼全球各國，“可重用”正成為越來越多城市和政府的共識與共行。尤其在飲品、外賣、快餐等高頻使用場景下，“可重用”正從理念變成城市機制。
在德國和法國，可重用杯和餐盒已成為連鎖門店標配，押金退還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DRS）保障容器高效回流；丹麥更將 DRS 拓展至餐飲包裝領域，用國家平臺推動行業統一。
▲押金退還制度（Deposit Return System） 圖｜zerowasteeurope官網
而在北美，加州、紐約聯合初創公司與連鎖品牌開展“重復杯共享網絡”，在校園、辦公樓、商場等場所設立回收點和智能返還柜。
亞洲的韓國、中國臺灣省，也分別出臺政策，推動便利店、咖啡館引入統一容器體系，匹配專業清洗流程，讓消費者“用完即還”像掃碼點單一樣自然。
“可重用”：一首多方協奏曲
在全球推進“可重用”體系的過程中，多個城市已然跑出各具特色的路徑。
其共同特點在于：政府設框架、平臺搭建系統、企業推出產品、品牌提供服務和體驗、公眾“零成本”絲滑參與，這不是哪一方的獨角戲，而是多方協同合奏的一場系統變革。
當便利、標準、激勵體系同時具備，選擇“可重用”也不再是一個環保姿態，而是落地為一種可感知、可選擇、可持續的新消費方式。
在資源環境壓力持續上升的背景下，“無廢城市”正在成為中國城市可持續轉型的重要引擎，而“可重用模式”作為源頭減量的策略之一，正從理念走向實踐，從探索走向規模。
從種子城市中出發，用外賣跑向未來
從政策基礎到產業結構，從公眾意識到數字基礎設施，一線城市已然具備“先跑”的優勢。
深圳、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早已在“無廢城市”建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同時擁有更成熟的物流系統、外賣密度與平臺協同能力，是率先落地“可重用”的“種子選手”。
而天津中新生態城、雄安新區等國家級示范區，則在“可重用”體系的探索中承擔著制度試驗場的角色。依托其“政策特區”屬性，這些區域能夠突破傳統城市治理的流程束縛，在立法授權、財政支持、監管機制等方面獲得更高自由度。
而在行業層面，無論是菜鳥的“綠色循環箱”一體化服務，還是京東物流的“循環保溫箱”，快遞行業已經充分驗證了“可重用”在供應鏈端的可行性。
而相比跨城配送、回收鏈條較長的快遞，餐飲外賣則具有典型的“高頻+短鏈”特征：同城下單、數十分鐘送達，容器生命周期可在24小時內完成“借—用—還”閉環。
這種即時性、近場化的特征，為可重用容器的部署與回收提供了天然優勢。
不少城市的回收試點也驗證了這一點：在CBD寫字樓、社區樓宇、商圈地鐵口，用戶可在“上下班順手還”的便捷流程中完成容器歸還。
同時，相比于快遞，外賣也更易于實現社區級回收布點、更利于平臺化協調，也更容易通過激勵機制形成用戶習慣。
日常工作、學習結束后，打開手機，在外賣平臺點上一份飯，使用一次性餐盒，吃完后即扔到垃圾桶，這是人們最常見，也是最容易感受到浪費的生活小瞬間。或許，我們城市生活的“可重用“未來，就可以從這一頓午餐開始。
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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